穿著短褲，追逐一個破爛不堪的足球。旅店老闆的雙胞胎常常加入戰局，兩個紅髮姑娘，套著一模一樣的棉布連衣裙。當她們私下談話的時候，說的是一種夾雜著英語——十分偶爾地，還有少量蓋爾語單詞——的古怪法語。這從來沒有妨礙比賽，孩子們在魚市場後面空無一人的窄巷裡互相推搡，在足球有氣無力地滾過粉筆線的時候發出興奮的尖叫。
傑森比斯坦利大兩歲，高出他整整一個肩膀，雖然這個差距後來慢慢有所縮短，但在當時看來還是非常可觀的。傑森的父母，科爾曼先生和太太，在銀行工作。按照原本的計劃，1979年夏季他們理應在馬賽度假，但最終因為曠日持久的鐵路罷工而無法成行，轉而買了渡輪票，和其他帶著孩子、抱怨連連的英國家庭一起在擠滿魚販子的碼頭上登陸——當時的港口還沒有被各式私人帆船擠佔。他們被安排在斯坦利一家隔壁的客房裡。見面是不可避免的，旅店頂層就只有這兩個房間，都朝向沙灘，窄小的陽臺緊挨在一起，伸出手就能摸到對面的欄杆。對斯坦利而言，他童年的夏天就這樣永久地和嘎吱作響的地板以及粘著乾硬海鷗糞便的窗臺捆綁在一起。
六個夏天，1979到1985，當斯坦利回憶起來的時候，他總是先記起出海釣魚的那一年。母親凌晨四點把他叫醒，給他套上一件硬邦邦的雨衣，蓋在灰色毛線背心外面，盔甲一般。“外面很冷，加斯帕，”斯坦利太太說，相比起關心，更像是抱怨，這個地方和這個氣溫對她本人構成了冒犯，而且她必須時時刻刻提醒她的丈夫：當他興高采烈地附和科爾曼先生的提議、付押金租下漁船的時候，她私下裡可是表示過強烈反對的。
“穿這雙靴子，”母親指示道，斯坦利順從地蹬掉皮鞋，套上雨靴，“到了船上別亂跑，被浪捲走的話誰都沒法把你救回來的。”
“特雷多先生說今天的浪很小。”父親插嘴。
“他當然會這麼說了，不是嗎？”母親尖銳地回答，“否則你們怎麼會同意租他的船呢。‘海很平靜，先生！’”她模仿著漁船主人的口音，又把揹包的拉鍊拉開了，像是要檢查六份三文治是不是還好好地待在裡面，“浪是大還是小，我都會暈船的。”她補充道。
“搭渡輪的時候你看起來還好。”
“我很驚訝你注意到了，約翰。”
母親說“約翰”的方式，彷彿那是一句詛咒。斯坦利穿著雨靴的腳一下下地踢著床沿。
“我們能在船上看日出，”父親最終說道，彷彿這就是一切問題的解決方法，他戴上了新帽子，從兩邊支稜出來的耳朵顯得特別滑稽，“加斯帕，別製造噪音。”
他站了起來，地板吱嘎抗議，走向門口。斯坦利一家魚貫離開客房，加斯帕·斯坦利走在最後，盯著母親的深藍色髮帶。雨衣阻礙了他的動作，男孩笨拙地搖晃著，像只企鵝。
科爾曼夫婦和他們的兒子等在前廳裡，裝著漁具的帆布袋放在腳邊。傑森同樣套著兒童雨衣，假如說這件塑膠製品讓斯坦利看起來像只企鵝的話，那傑森穿著它就像箇舊燈罩。孩子們交換了一個目光，傑森衝他嚴肅地點了點頭，斯坦利別無選擇，只能跟著頷首，彷彿在簽訂某種雙邊協議，令他們在成年人的愚行中成為沉默的搭檔。
特雷多先生的漁船在籠罩碼頭的霧氣中浮現，通往駕駛室的艙門邊掛著一個□□的燈泡，光線稀釋在濃霧裡。“非常早，非常早，”作為招呼，這個穿著髒兮兮襯衫的布列塔尼漁民說，擰著手裡的帽子，他的英語猶如間歇泉，每次湧出一股四處飛濺的片語，“今天往西，魚。”
“我希望今天的風浪不會很大。”斯坦利太太說。
“不大。”特雷多先生打了個手勢，為他身後的大西洋辯護，“海很溫柔。”
男孩們繞著甲板跑了一圈，雨靴敲在甲板上，砰砰作響，最後溜到船尾，俯身去看黑漆漆的水面，欄杆頂著他們的腹部。引擎發動的時候整艘船都震顫起來，輕微搖晃著，一頭扎進霧氣裡。
往西。
冰冷的水霧沾在他們臉上，在漁船加速之後就變成了貨真價實的浪花，澆進塑膠靴子裡，打在雨衣兜帽上，把傑森的頭髮變成一團糾纏不清的黑色細鋼絲。“離日出還有二十分鐘。”年長的男孩說，那麼篤定，彷彿太陽是按照他的意志執行的，假如真的是這樣，斯坦利也不會驚訝。傑森是一顆G型恆星，要是這個世界不肯繞著他轉的話，他恐怕是會親自動手把它的軌道扭正的。
晨霧消散得那麼快，像是從來沒有存在過。現在他們從哪個方向都看不見海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