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請你直接上去，”電話總機的那個值班人員說。
他的房間在六樓。我走出電梯的時候，他已經在房門口站著了。
“哎呀，”他伸出一隻瘦瘦的手來說，“會是你呀。”
“正是在下。”
他一點也沒有改變。我們走進一個房間，房裡五六隻書櫥、四張桌子一擺，已經沒有多少地方可以容納其它東西了。好幾種文字的書刊，還有報紙、剪報資料、校樣等等，亂糟糟堆得到處都是——跟他當年在紐約的住處完全一個樣。
我們坐了下來，腳也總算在桌子腿中間找到了插足之地，於是就各自約略訴說了自己別後的經歷。他住在舊金山已經有一年多一點——不過他說他週末總是不在的，有一次為了要把一部小說一口氣寫完，還到鄉下去“隱居”了兩個月。我在舊金山可是已經住了快五年了。他說他喜歡舊金山，不過真要是有人發起運動，主張把西部還給印第安人，他也不會反對。
“那你寫作的‘買賣’幹得怎麼樣了？”我問。
他目光一下子尖利了起來，望著我反問：“你沒有看我的書吧？”
“給你說對了。怪了，你怎麼知道的？”
“聽你的口氣呀，你的口氣好大，活像個大老闆，花了兩個錢，買了個寫書的人似的。這種口氣我是難得聽到的，所以很聽不慣。啊呀，對了！你還記得嗎，有一次我還硬是要把我寫的書送你一套來著？”他說話一向總是喜歡用這種腔調。
“記得。可我一點都沒有怪你。你那時喝醉了。”
“是喝雪莉酒喝醉的——在埃爾莎·多恩家喝雪莉酒喝醉的。還記得埃爾莎嗎？她拿出剛畫好的一幅作品來給我們看，你說畫得不錯。哎呀老天乖乖，當時她那個氣啊！你這句話其實倒是出於一片誠心，卻說得太平淡了，好像只要這麼一說她就包管會喜歡似的。還記得嗎？她當下就把我們攆了出去，不過我們兩個這時早已灌飽了雪莉酒，都醉醺醺了。可你還沒有醉糊塗，所以就沒有肯要我的書。”
我給他解釋：“我是擔心看了你的書，懂了你的書，會讓你覺得掉了身價呀。”
一個華人男僕給我們送來了冰鎮白葡萄酒。
菲茨斯蒂芬說：“你大概還在專門追逐那班為非作歹的倒黴蛋吧？”
“對。所以我才碰上了這樣的巧事，打聽到了你住在這兒。霍爾斯特德告訴我，說你認識埃德加·萊格特。”
他那雙睡意朦朧的灰眼睛陡地透出了一絲亮光，身子也隨即在椅子裡坐了坐直，一邊問：“萊格特是不是犯了什麼事了？”
“你這麼說該不會是無緣無故的吧？”
“我可沒這麼說。我只是問問罷了。”他身子又往椅子裡埋下去了，可是眼睛裡的亮光卻並沒有消失。“來，說給我聽聽麻。跟我可別來耍這套滑頭，老弟；你從來不是這樣的人。你要耍滑頭咱們就拉倒。快說給我聽聽：萊格特犯了什麼事了？”
“這可不合我們這一行的規矩，”我說。“你是寫小說的。我要是先告訴了你的話，誰保得定你不會就根據我說的天花亂墜編上一通？我且不說我的，等你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我再告訴你，這樣你要說什麼還會說什麼，就不會因為要對上我的話茬兒而改口了。你跟他認識有多長久了？”
“我來本地不久就認識他了。我總覺得這人很有意思。論人，可真有點令人費解，叫人捉摸不透，可又耐人尋味。比方說吧，從物質享受上來說，他簡直是苦行僧一個——不抽菸也不喝酒，吃的是粗茶淡飯，睡覺聽說每晚也只睡上三四個小時，可是從精神上來說，從內心世界來說，他卻又縱慾無度到了墮落的地步——你是不是覺得這有點意思？你以前總說我喜歡結交怪人、不大正常。你真應該認識認識他呢。他的朋友——不，他是沒有朋友的，只能說是他找來跟他作伴的人吧——那都是些想出主意來千奇百怪的人：比如馬誇德，是專門製作怪誕不經的塑像的，那算是什麼塑像呀，只能說是像塑像那樣，在空間佔了個體積，有那麼個輪廓罷了；比如登巴爾·柯特，搞了個叫什麼‘代數主義’；比如霍爾東夫婦，搞了個叫什麼‘聖盃會’的教派；比如勞拉·儒安納斯，簡直是瘋婆娘一個；又比如法納姆……”
“又比如你，”我不客氣搶嘴說，“講了一大通，說了一大堆，卻等於啥也沒講，啥也沒說。你別想蒙我，你說了這些，我可半點名堂也沒有聽出來。”
“對了，我想起來了：你向來就是這麼個脾氣。”他咧開了嘴朝我笑笑，瘦細的指頭在栗色的頭髮裡扒了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