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歷史也已經證明，張居正看人的眼光，其實還真不怎麼樣。
就好像張居正看好並一手託入內閣的張四維，顯然就不是一個合格的接班人。
他在張居正身死後，竟然以為穩定民心的理由，實際上全盤推翻張居正的政治改革。
張四維不僅停止了正確的改革措施，還對張居正的政策進行了全面的否定，這使得大明王朝失去了重振的機會。
張四維成為明代內閣首輔，就馬上全盤推翻了張居正的改革措施，導致張居正及其家族最後的悲慘命運。
張四維之所以對張居正反戈一擊，部分原因是因為張居正在生前的一些政策和行為引起了他的不滿，儘管張四維是由張居正提拔進入內閣的。
實際上張四維最重視的，其實還是商業的發展。
由於張四維出身於商人地主家庭，生活在商品經濟較發達的明代嘉靖、隆慶、萬曆時期，因而他對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有比較進步的認識。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重農輕商的觀念是很頑固的。
但張四維卻一掃以往傳統觀念，認為商人與士、農、工一樣平等，商業在國民經濟生活中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統治者應將商業與農業同樣予以重視。
所以在張四維的一生中不僅沒有輕視商業和鄙棄商人的言行，而且還為許多商人撰寫過墓誌碑銘，頌揚他們經商致富、益國濟民的高尚品行，熱情地謳歌了許多商人不辭勞苦、慘淡經營、艱苦創業的事蹟。
尤其是在他的文集《條麓堂集》中保留了大量關於山西商人發家致富的事蹟和經商之道，為後人研究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狀況提供了翔實的資料。
他的這中間是，或許為張居正的經濟改革提供了許多參考意見，但是在張居正改革的重點，也就是考成法和一條鞭法，張四維顯然是持反對意見的。
特別是為一條鞭法推進過程中進行的全國清丈土地一事，此事影響巨大，造成士紳階級利益受損。
作為大地主出身的張四維家族，自然也在這次事件中損失較大。
雖然張家是商業家族，但明朝資本了主義萌芽僅僅是處於初級階段，那時候人們最能接受的還是“有土斯有財”的觀點，認為商業可以賺錢但也能賠錢，只有土地才能持續產生收益。
所以，許多商人在取得成功後不是大肆擴張商業版圖，而是大肆購買田地變成大商人大地主。
於是，張四維掌權後，為了快速取得士林階層支援，鞏固自己的地位，他選擇廢除張居正改革，對革新派的新政，進行了反攻倒算。
他以一己之私，讓大明朝喪失了一次重振的機會，政治徹底走向腐敗。
雖然曾有傳聞，張四維在入閣後就曾經因和張居正意見分歧而被張居正厭惡，但他最後還是選擇了屈服。
至於閣臣，雖然到了明中期開始，三鼎甲入閣變得困難起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們大多會在辦理差事兒的過程中發生意外，然後時期晉升的機會，但也絕對不是說所有人都這麼倒黴。
也難怪，一些小說或者野史雜記裡會說是朝中高層官員因為嫉妒，所以有意打壓三鼎甲，特別是他們的頭牌狀元郎。
不過，申時行確實是個例外，或許他嶄露頭角的時候，張居正那會兒已經大權在握，完全沒必要防備，所以申時行靠著熬資歷，還是成功入閣。
更是在熬死張居正以後，趁著張四維丁憂一舉成為大明朝內閣首輔。
顯然，這和他平日裡低調作風和左右逢源是分不開的。
朝中誰都不得罪，最終在首輔人選的比拼中脫穎而出，超過了餘有丁、潘晟，坐上首輔寶座。
而在他之後，到了風雨飄搖的崇禎朝，曾經的狀元郎周延儒、魏藻德也先後出任過大明朝內閣首輔。
只不過，他們的風評隨著明朝的轟然倒塌，自然就不怎麼好。
或許，張居正也是因為知道的東西更多的，知道朝堂上出現了一些潛規則，反正他是不怎麼看好申時行的。
因為申時行行事中規中矩，並不出彩，讓他沒有要扶持的意思。
張居正的話，算是贊成了魏廣德的提議，同意讓申時行入禮部，算是踏上了從翰林到內閣的那條金光大道。
當然，最後到底能不能入閣，現在也還不好說。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難度絲毫不亞於科舉考試。
“另外還有一件事兒。”
這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