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段進行的。
前兩個階段就是洪武初年前後，是針對政治態度上對朱明皇權處於敵對狀態的那些地主勢力，尤其是和張士誠原政權又關係的地主，普通農人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因此不在話下。
第三階段，針對江南地區又影響的富戶和與原政權元朝及張士誠並無多少關係的江南士人，著名的元末蘇松一帶的大地主沈萬三遭受朱元璋的殘虐的歷史故事人人皆知。
朱元璋開始時尚對沈氏表面敷衍，並且讓沈氏子弟做些小官，後來仍未放過他，把他納入“藍黨”，“發遼陽從戌，籍（沒收）其田數千頃”，並將“每畝定賦九鬥三升，吳下糧額之重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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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沈萬三是一個歷史傳奇人物，種類不同的史書記載不盡相同，但是朱元璋對待這一型別的大地主遂行打擊則是基本的事實。
當時的政策，諸如江南重稅、遷富民、迫使沈萬三修築南京城牆，以金錢犒賞明軍，發各類苦役，無不帶有政治原因。
甚至朱元璋遏制私人海上貿易的“片板不許下海”的政策，以及蘇松人不得官戶部，乃至蒲壽庚子孫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等，當然也是針對江南地主的。
洪武初年，嘉定大地主萬二，原為元朝遺民，“富甲一郡”，後來他看出形勢不對，於是“買巨航載妻子泛遊河湘而去”，果然“十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此人獲令終”。
經過朱元璋對江南地主的不斷打擊，蘇松一帶的“豪民巨族，鏟削殆盡”，三吳地區的大地主，“既盈而復，或死或徙，無一存者。”
朱元璋對江南地主的打擊可以斷言是不遺餘力，江南地主的被殘虐可以說是奄奄一息。
由於明王朝的這一高壓政策，還影響到當時江南許多士人不願意做明朝的官，甚至家裡有人喜愛讀書，然而“恐為郡縣所知，反督耕于田畝”。
可見朱明王朝對於江南大地主接近以及士大夫階層的打擊，引起的心理恐懼以及心理陰影是多麼地痛刻。
這些，不用張居正說，魏廣德也知道。
現在的大地主，除開勳貴這股新興勢力，其他的多是那些年積極參與科舉，獲得朝堂地位重新建立起來的家族，都是依託大明朝發展起來的。
不管是張居正自身家族還是魏廣德家族，其實都是屬於新興勢力，藉助權利開墾田地，其實已經算是地主了。
當初魏廣德都不知道，自家居然背地裡就有了二三百畝田地，還都是沒在朝廷魚鱗冊上的田地，就可想一般。
其實，這樣的田地，魏家有，張家未必沒有。
張居正搞出來的清丈之事，多少也把刀砍向自己，但畢竟他身為首輔，擔著國朝，為了國家命運，也是不得不為之。
這或許就是政客和政治家的區別，政客在私事和公事上，更多會偏向私事，讓他顯得更自私，而政治家則會更看重公事，只要對國家好，他們會選擇公事為重，甚至不惜損害自己的利益。
“你準備什麼時候開始試行，反正我不會同意在江西和南直隸先行試點，這很容易讓一條鞭法推行面臨更大的風險，甚至夭折都有可能。”
魏廣德直言道。
魏廣德很早就表現出了支援一條鞭法、支援開海，支援商業發展等政策，但是卻從未在稅法上想過要做什麼，因為歷史經驗告訴他，那只是徒勞無功的做法。
就算是到了後世，法治社會，苛捐雜稅已經很難徹底根除。
他實在沒有辦法讓地方官府的官員人人都能夠清正廉明，廉潔奉公。
他能做的，無非就是儘量把浮糧從窮苦百姓頭上轉移到那些有錢人身上，讓他們能少承擔一些，自己生活好一點。
所謂“浮糧”，正是因為轉移土地田產的實際控制權，引起田賦稅收轉嫁給小民的部分。
魏廣德想做的，其實就是把清朝雍正皇帝做的攤丁入畝搬到明朝來，也就是想等張居正把清丈田地和一條鞭法施行以後，他再想辦法推出來，搭順風車。
但是，一條鞭法有地方和朝廷官員的支援，比較容易實現，但清丈土地這個事兒，魏廣德仔細思考後就覺得很難辦到，也得罪人，所以只能讓張居正自己折騰去，他不阻止就是了。
現在張居正和他討論這個事兒，自然就要把問題說得嚴重些，讓他更慎重推進此事。
“最初我是想在江西，不過既然善貸反對，那我再想想其他地方。”
張居正開口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