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提學設官後，由於職責與職權未能平衡，因此有的提學官試圖打破令甲所限，在官學之外別建書院來走出制度困境。
明代提學官所建書院有衙署、祭祀、聚徒講學三大型別，影響最大的是聚徒講學型書院，其中的精英教育以省級書院成就最高，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官學系統中省一級的空白。
中晚明王學興起後，王門後學利用擔任提學官的機會，透過建設書院來傳播新思想，更將講會制度引入官辦書院，透過思想與制度的雙重滲透瓦解了官學體制中的師生秩序，以講學同志的連屬形成團體。
此時，秉持取士之權的提學官在選拔講學團體成員時面臨私相授受的指控，進而引發了萬曆初年張居正的學政改革，明令提學官“不許別創書院”。
此後，提學官透過建設書院來“教士”的行動遭到打擊，逐漸向專於“校士”的職能轉變。
有明一代，在王陽明先生提出了以“致良知”為核心的心學後，認為即使是愚夫愚婦也是平等，而其學生，同時也是反對張居正的學者何心隱在其著作《原學原講》中所提出的學習知識就是需要講學的。
而講學本身需要場所，這個場所便是書院，所以明代書院數量繁多，講學之風繁盛，讀書人在學院裡學習知識、稟承兩宋書院之風，大膽議論政治，同時以書院為結點，強調傳統“五倫”之中的朋友關係，發展私人情誼。
五倫即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關係。
當時許多地方上有名望的讀書人都加入書院講學的範疇，並以此結成了深厚的情誼。
這樣一股勢力，是朝廷所不能忽視的，特別是部分基層官員也經常參與書院的活動，甚至有的官員將日常政府工作中遇到的問題拿到書院中討論，由讀書人們來決定如何處理。
發展到後來，在野計程車子在東林書院匯聚，發揮出巨大的影響朝政的實力，正是由各地書院對政府的細微影響點滴積累而來。
張居正或許已經從最近士林中聚會議事中感覺到了不好的苗頭，所以寫下《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不過魏廣德只聽說東林黨，也知道東林書院厲害的很，但並不完全知道他們是透過什麼方式匯聚力量，進而在朝堂穩步發展，茁壯成長，成為晚明最大毒瘤。
所以，在看到張居正奏疏後，第一反應是張居正要打擊報復士林。
“叔大兄，這太祖雖確實要求士子不得干政，可建立別院、講學，似乎沒什麼不好的，可以廣播智慧.”
“善貸，你沒有切身體會，理解不了這樣聚眾講學的危害。”
魏廣德遲疑著開頭，就被張居正打斷，並開始講解自己之前一段門下打聽到的訊息。
“奪情”之時，不止朝野反彈激烈，民間士人也是聚會，大肆抨擊他張居正貪權失德。
這些，張居正相信魏廣德是有所耳聞，所以也不怕剝開傷口。
臉已經丟過了，可不能因此就不敢言語，即便發現其中的危害也因為臉面不願提及。
於是，張居正把士林參政議政的弊端逐一對魏廣德進行講解，畢竟魏廣德沒有遭遇過，很難有他對此的理解。
聽到張居正的講解，魏廣德不由得也想了很多。
後世革命，星星之火不也是透過校園傳播的，讓一大群學子投身其中，前仆後繼。
直到有偉大導師看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轉而引導星火轉入在中華大地上更加遼闊的農村，才終於把火星變成大火。
而引燃這場大火的，就是那無數的校園火星。
“若地方士林群情洶湧，地方父母怕也會受其脅迫”
張居正說道激動處，直接說出其中影響朝政的地方。
原本在魏廣德看來，地方士人應該受到官府管控，可聯想到大明的廷杖，官員為了虛名都甘願接受廷杖，甚至甘之如飴，可以想象當士林一心時，官員們會如何選擇。
右手放在茶几上有節奏的敲擊，魏廣德也在思考張居正話中的道理。
逐漸的，他被說動了。
“嘉靖五年，禮部尚書桂萼上言嚴格考核提學官人選。
十六年，以御史遊居敬彈劾湛若水倡導偽學、私創書院為先聲，世宗下令禁燬私創書院，打擊王守仁、湛若水等人的講學活動。
次年又進行第二次禁燬，矛頭指向“撫按司府官”。
十三行省之提學官隸屬按察使司，自然也在警告範圍之內，其實就是為杜絕民意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