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
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
上自勞軍。
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
大明京城文華殿上，魏廣德和萬曆小皇帝相向而坐，小皇帝面前翻開這書本，魏廣德正在按照張居正編撰的《帝鑑圖說》講今日的課程。
而現在正在說的這段，就是漢文帝勞軍細柳營。
張居正畢竟是軍籍，所以並不會入其他文官那樣，把軍事看做是粗鄙武夫才做的事兒，所以一些古達軍事典故也編入書中，用來教導萬曆小皇帝。
應該承認，萬曆三大徵的勝利，和張居正對他的教育是分不開的，那就是一旦確認戰事不可避免，那就要竭盡全力去取得勝利，哪怕投入再大。
只要獲得勝利，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
成禮而去。”
魏廣德還在那裡抑揚頓挫背誦著《史記》中的這一段，而朱翊鈞面前的書上，也正是摘錄的這部分。
講書，肯定要先把書完整的讀一遍，畢竟古代學習講究的是“識文”和“斷字”，沒有老師講，怎麼斷學生還真不好判斷。
畢竟這年頭，大明還也沒有標點符號。
後世國人熟悉的標點符號，起源於西方，1919年，胡適等人提出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並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上決議透過。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頒行新式標點符號，這標誌著中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的誕生。
此後，新式標點符號逐漸在中國得到廣泛應用，成為現代漢語書寫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因此就以為中國古代沒有標點符號，其實也是錯誤的，而且發展其實也絕對不晚，而且也不慢。
當然，這樣的發展程序在清朝後並沒有繼續進行下去，因為在清朝的中後期，國內就已經接觸到西方的標點符號，一些學者認為非常有用並引入，還對古籍詳加註釋。
而胡適等人的提議，不過是將其正式化，成為官方文書的一部分。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但在古代書面文字材料中是沒有標點符號的。
由於沒有標點符號，對同一段文字便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會出現相反的結果，由於語言表達的需要，就逐步的產生了一些特殊的標記，此可理解為標點符號的前身。
漢朝的時候，就有人採用“離經”的方法，把文字之間斷開。
離經，即在兩句之間隔開一兩字來寫，或者用豎線、短橫線等標示句子的完結，但是使用上並不普遍。
西漢戴聖編纂的《禮記》說“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立經辨志”，而鄭玄注曰：“離經，斷句絕也”。
當時人們讀書，常在句旁劃“し”，作為一種助讀標記符號，這便是標點符號的萌芽。
東漢時，句讀的符號有“↓”和“、”兩種。
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解釋“↓”為“鉤識也，居月切”，“、”則為“有所絕止，而識之也，主庾切”。
就是說，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來標記，文中有可以句讀的地方，就用“、”來標示，大略相當於今天的句號和逗號。
如果考慮到已經有了離經，其實“、”已經可以看做和現代書寫非常近似了。
到了宋朝，鉤號變成了圓圈，標形如“○”，有大中小之分，人們採用圈點來標讀文字。
其實“○”這個標記，在宋元明清的古籍中已經比較常見，甚至每章都能見到，只不過後世人大多不懂起含義。
朱熹在著《四書章句集註》時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後用“。”。
這稱為句讀，即在一句末完需停出打上個“、”，其作用類似現在的逗號，在全句意思已完之處畫一個“。”，作用同現在的句號。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段落號，用“v”或“∧”表示，畫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現了“。。。。。。”“……”這樣的密圈、密點加在字的右旁，強調句子的精彩部分。
這一用法，直到上個世紀20年代還在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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