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官，每日講官輪值，當值時就負責記錄皇帝起居、言行及處理政務等。
起居注，是中國古代記錄帝王的言行錄，該史書體例由東漢明德皇后開創。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講：“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后王。記注之職，其來尙矣。”
從漢以後，幾乎歷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傳下來的很少，主要因其一般不外傳，僅作為撰修國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可見，其實起居注真正的意義，就是在於張居正剛才所說編撰《實錄》。
而之前幾位皇帝，並沒有復設起居注官，所以張居正才說修編《實錄》，就是以各部章奏匯總編撰，與其說是《實錄》，不如說是朝廷章奏彙集。
而所謂皇帝言，也就是皇帝在奏疏上的批紅之言，肯定是不合適的。
《起居注》是古代記錄帝王的言行錄，不少人覺得史官會寸步不離皇帝，詳細記錄其一言一行，特別是後宮私密。
不過在真實歷史中，各朝的皇帝們是不可能真的讓臣子去寫這麼八卦勁爆的日記的。
皇帝在後宮的生活，應該不是起居注官記錄的，而是太監所記《內起居注》。
所以，記錄皇帝日常生活的居注，應該有《起居注》和《內起居注》兩本書。
現在皇帝年幼，《內起居注》自然是談不上，要不該張居正管，宮裡還有太后在。
過現在張居正重提《起居注》，魏廣德和呂調陽都是對視一眼。
明朝皇帝，或者說中國曆代大部分皇帝，其實對《起居注》都不怎麼上心。
起居注興起於周，春秋時期隨著記史理念的成熟，對帝王言行的記錄才開始從禮樂活動向其理政活動方面擴充套件。
兩漢時期，開始將相關檔案、記錄獨立成文，即《漢著記》。
到東漢後期，“起居注”這個詞才正式出現於歷史中。
《起居注》發展這麼緩慢，主要原因是西周之後，帝王們普遍不重視這個東西。
首先，隨著“禮崩樂壞”以及“憑拳頭講道理”，禮樂規範對王朝、社會的約束力越來越弱。
相應的君王相關活動的教化作用也日趨於無，堅持相關記錄的動力自然就不足了。
其次，古代帝王基本都是輕易不見臣下並且不向臣下直接表露觀點。
主要目的是透過難以被親近和琢磨，營造神秘感，進而去增強皇權的威儀。
而記錄皇帝言行在一定程度上會破壞這種神秘感，所以帝王普遍不熱心或者抵制這個。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情況又發生了變化，因為皇權開始式微了。
“流水的皇帝，鐵打的門閥”讓皇帝們不再高高在上，也不在神秘。
為了維護皇權，皇帝們不得不在各個方面為自己找補。
所以之前不被重視的《起居注》，又被皇帝們拿出來榨取價值。
透過將自己的言行成典，來彰顯和強調自己的地位。
這一時期《起居注》的重視度被提高，記錄皇帝在祭祀、孝道、國政方面的“高大光輝”流傳世人，也就是皇帝做表率。
不過，就在《起居注》或能有重大發展的時期，歷史進入唐朝，而大唐在立國初期就爆發了一件大事兒，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弒兄逼父、篡位的醜事。
為了解釋自己十惡不赦的罪行，他幫他的父皇重新整理並修改了“日記”，為他的所作所為尋找理由，李世民也是煞費苦心，營造出一種被迫自保的形勢。
當然，對於讀書人來說，李世民是一代明君，但是“玄武門之變”也是他不能洗刷的汙點。
之後的皇帝又紛紛不待見《起居注》了，因為李世民為《起居注》揚名，結果卻是遭到讀書人唾棄。
兩宋時期，雖然仍是專職專撰各任皇帝的《起居注》，但記錄成文後需先交由皇帝“斧正”，然後才能送入國史館存檔。
而且新皇登基後，再把先帝的《起居注》檢查修正一遍也成了慣例。
明朝承襲前朝舊事，在立國之前已經設立了起居注，負責記錄皇帝的言行和朝廷大事。
然而，到了洪武九年，起居注的品秩在短短六個月內被兩次降低，這可能表明當時明太祖對起居注一職已經有了不滿，並在考慮其廢存問題。
隨後，起居注被廢置，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廢置起居注的時間並不長，四年後，即洪武十四年，起居注再次被複置，但是不久又被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