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商周始，中華與海外的貿易便從未斷絕。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於春秋戰國，形成於秦漢，興於唐宋，轉變於明清。
宋初為防白銀外流，朝廷一度實施海禁，但由於戰敗失地賠款，加之唐朝之後，隨著吐蕃與西夏強盛，陸地外貿遭受打擊，不得不開放海禁。
加之造船業的發展，南宋時，與宋通商的國家已有五十餘個。有廣州、臨安、明州（今zj省nb市）三個市舶司，年出口額曾經達到五千萬貫以上，進口額也有三千萬貫以上。
彼時中華與世界的聯絡已經緊密。如沈放一般，能拿到些稀奇古怪的南洋水果和稀罕玩意，在當時已是尋常。
南宋海路主要有二：一條是從廣州、泉州、明州等港口出發，通往東南亞、南亞、西亞、甚至非洲等地，稱之南洋航線。另一條是從明州、杭州、登州等港口出發，通往朝鮮、日本、琉球等地，謂之東洋航線。
此乃朝廷許可的貿易之地，往來的商船皆要登記造冊，並且交付不菲的稅金。
但海外貿易既然有利可圖，自有人鋌而走險或是另闢蹊徑。海鯨幫出海，自來都是偷偷摸摸。大宋亦有海上的戰船，專司緝捕私販之漁船。
除卻這兩條線路，長久以來，中華南北，諸多貿易，其實也走海路。廣州的商船可沿東南沿海，北上直達山東、直沽寨（今天津）、瀋州（今瀋陽）。海上行路，與江湖運河一樣，日夜兼程，比馬匹也是不慢，兼且大船所載貨物更是遠勝馬車。
金吞併大宋半壁江山之後，宋人對北上海道嚴加防範，長期“禁閩、廣、淮、浙海舶商販山東，慮為金人鄉導。”並“命楚州（今安徽bb市和cz市一帶）兵馬鈐轄羊滋專一措置沿淮、海盜賊。”
此際楚州沿海，一處極其隱蔽的小港口之內，正泊著一艘大船。
唐朝以前，此地還是茫茫大海。建炎二年（1128年），黃河“奪泗入淮”，大量泥沙在海區淤積，將海岸不斷向東推移。這個過程從未停歇，到了明朝之後，就會有如今的射陽縣。
宋金大戰，此地一直是烽火前沿，來來回回，數易其手。金人航海之術遠不如宋，但即便如此，宋人也不敢大意，在此段佈置戰船，來回巡視，以防金人運兵自海上趁虛而入。
這船足有十七八丈長，前中後三根桅杆高高豎起，繩索密佈，船上人來人往，忙碌不停，正待出海。船首左側舷之上，有“福運”二字，字跡斑駁，勉強能辨。
宋朝嚴控船隻海運，凡專業行船之家均需另行造籍，編為船戶，並行保甲。更有市舶司，對來往船隻課稅造冊，客船商船一樣自有名號，出海需有“公憑”，註明船名、人員幾何、所運何物、始終之地等等。
這“福運”船名二字卻有明顯塗抹痕跡，乃是後改，只為遮人耳目。“福運”二字之後，還有一圖形，也是模糊不清，但細看，乃是一條大魚之形。
這乃是一艘私易的客貨船，更是掛著海鯨幫的名號。海上走私販運之事，屢禁不止，但多是小貨船，如此之大的客貨船卻是少見，只有海鯨幫這般的財大氣粗才置辦的起。
可這船實際卻非海鯨幫之所屬。船家名叫海平潮，乃是個獨來獨往的私販。
宋有《市舶法》，後又有專懲海上私易的《漏舶法》，皆是史無前例。陸上禁榷所止的鹽、茶、鐵、酒等，犯之為私易。海上貨運，凡不與市舶司呈報，一應貨物，皆屬不軌，稱之“漏舶”，其罪也從嚴。這提著腦袋做的買賣，自不能用真名。海平潮原不姓海，幹了幾十年販私生計，本名早無人提起，甚至兒女，都隨了“海”姓。
此人混跡海上多年，做事頗有些手段。海鯨幫一直試圖招攬，海平潮只是不肯。但他為人精明，與海鯨幫非但未曾破臉，反是相處融洽，與幫中多位長老都是相交甚篤。他船上這頭海鯨幫的大魚，自也是人家首肯刻上。
海鯨幫在海上名聲響亮，看到這條大魚，一路海賊、官、商都要給幾分面子。
此際船頭之上，一個身材不高，滿面黢黑，六旬上下的白髮老者，正與一個宋官說話。
這老者正是海平潮，面前的官員恰是此處主持海禁的兵馬鈐轄何竟方。如此一艘大船，若說要瞞天過海，在港口盤踞多日，不入官家眼線，那純屬痴人說夢。
瞧兩人說說笑笑，自是早有勾結。
正聽海平潮道：“方才來的究竟是何等貴客，竟要何大人親自來接。可否透露一二，小老兒也不至怠慢得罪了客人。”
何竟方道：“你不是也瞧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