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略顯稚拙但決不生澀的演繹，還有導演姜文初次執導的靈氣與創勁兒綜合之後，講述的那段新中國初期一群北京孩子的成長曆程，給觀眾的，決不僅僅是一種無所事事的閒聊調侃，也不僅僅是對特殊年代的追憶與諷譏。當觀眾深深的為影片打動時，就會發現，這部影片所展現的竟是一個意象豐富、意味深長的“社會—個人”、“文化—心理”圖景。
這種圖景當然具有它的時代性。作為時代的文化代言人，編劇王朔曾經風光無限，然而九十年代以來，他似乎漸漸地老去了。一群網路時代、新新人類的文化英雄正在崛起並取代他的位置。——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那麼《陽光燦爛的日子》幾乎可以作為王朔，這位具有獨特時代感的文化代言人離開時代文化中心位置時的告別演說，因此它似乎也預示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現在距離影片公映已經有些年頭了，因此當我們對這部影片進行再審視的時候，藝術元素已經退居次席，而更應該把它作為一個歷史文化的特殊文字來分析。
一、傻子：敘述的核心
無論哪位影評家都不會把“傻子”這個總共只有三句臺詞“歐巴、古倫木、傻*”道具型角色作為《陽光燦爛的日子》一片的中心。馬猴、米蘭甚至是劉憶苦的戲份都比他多的多。然而當我們對這部影片進行文字解構與理清的時候，就會發現：“傻子”是這部影片的敘述核心。
在影片中傻子幾乎無處不在。他終日在有警衛站崗的部隊大院門口傻笑，他呆滯可笑的臉上永遠帶著一些汙垢，他總騎在一根木棍上面高叫。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角色，馬猴在大院門口等米蘭時有他；米蘭約馬猴晚上一起玩的時候也有他；而更多的時候，傻子是在畫面中閃過或作為一個遠景樣的道具。——這種無處不在的蘊涵向我們暗示著，傻子這個人物與馬猴這群孩子有著密切的，但文字本身並未直接表現的關係。果然，我們看到，馬猴等人因為外院的孩子欺辱傻子而去打群架。這個細節固然是要推動劇情發展以表現馬猴的某種心理，但事實上它卻沒有那麼簡單。
聯絡到傻子經常出現的位置：部隊大院（馬猴等人住在裡面）的門口，聯絡到影片結尾處，已經成*人的馬猴們路遇傻子時的興奮甚至是親切，就不得不使人相信，馬猴等人認為：傻子就象其他的哥兒們一樣伴隨著自己的成長，是自己隊伍中的一員。儘管在大多數時候這個成員並不與其他成員一起活動，只是作為一個事件的旁觀者，但這種群體的認同感卻是不能抹殺的。
然而，馬猴們卻不知道，傻子其實就是自己的抽象。用更直接的語詞表達就是：馬猴們就是傻子，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是傻子的分身。因此，整部影片的敘述核心是傻子，從根本意義上來講，這是一部表現一群傻子的生活歷程的影片。當然，並不是因為同伴中有一位傻子的存在，其他人就也成了傻子。是影片的敘事含蓄委婉地向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證明：馬猴們其實就是一群傻子——這一發現乍一看是荒謬的，但恰恰就是王朔等《陽光燦爛的日子》一片的製作人的靈氣所在，他們用電影畫面把現實包裝，用畫外音的強行插入把現實淆混，然後再返銷給現實，從而完成了對現實的嘲弄與解構。
二、傻子的話語變向
傻子是對馬猴們的抽象，甚至是對時代的抽象，它最重要的抽象點在於話語的變向。
雖然傻子總共只有三句臺詞“歐巴、古倫木和傻*”，但這三個短語卻意味深長，幾乎可以作為時代的話語凝練。由它們的變化我們又可以反觀時代的意味和人的價值的變化。
影片本身並沒有明示“歐巴和古倫木”到底是一種怎樣的話語。它們是從哪裡來的？影片並沒有敘述。然而透過時代的分析，我們可以對它們作出某種也許極為接近事實的假設。而一旦我們聯絡“歐巴和古倫木”的外來語特點和故事的發生時間——建國初期，我們幾乎就可以肯定，傻子的話語來自蘇聯或者南斯拉夫或者別的什麼**主義意識形態統治下的國家。這是和歷史極為接近的，因為建國初期我們國家外來語的主要進口地只有那些和我國稱兄道弟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歐巴和古倫木”本身就蘊涵著極強的時代特色。這種特色和建國初期的社會氣氛應該是相吻合的。
而當影片結尾，長大成*人的馬猴們開著豪華轎車在八十年代北京才有的立交橋上路遇傻子而衝傻子高呼“歐巴、古倫木”以尋求一種親切感時，傻子脫口而出的“傻*”則又是一種新的話語時代表徵。這是怎樣一種話語呢？“傻*”這句典型的京罵在影片的末尾出現到底能說明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