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本科四年，聽過許多教師的課，而印象最深者為胡適之、陳百年、梁漱溟諸先生；其次為朱經農、唐擘黃、燕樹棠、何海秋諸先生。亦聽過傅佩青、徐炳昶兩先生短時期的講授。他們都是學識豐富，各有自己的見解與心得。但在教學方面，則多不相同。陳先生對於教課，準備極為充分，每教一課不但內容充實，而且條理井然，好像一篇完整的論文；惟其講話很快，聲音又低，使人不易聽懂。梁、傅、徐諸先生對於中西哲學，均有創見，但他們不長於表達。學生聽不懂時向之詢問，其答言亦不為人瞭解。梁先生的印度哲學概論、大成唯識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各課，有甚多的創見。尤其講儒家的所謂“仁”，我最欽佩其見解正確。但他甚不長於言辭表達，文字亦欠流暢，每於講解道理時，不能即行說明，常以手觸壁或敲頭深思。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邀本班一個國文很好的陳君（忘其名）坐在前排筆記，經他加以核正後付印。唐先生教的高階心理學，真是與高階的意義名實相符。他講的道理很深，好些地方與佛學裡講心理的內容相似。當時我常感印度人能於數千年前懂得高深的心理學，真是奇蹟。但唐先生用英語講授，我們班上很多人英文欠佳，故該課進行的很慢，學生獲益不大。朱、燕、何諸先生講解都甚清楚，但所講的義理都很淺近，與課本的內容無多大的差別。在上述諸師長中，我最喜歡聽胡先生的課，他不但有許多新穎的見解，而且擅長表達。他每授一課，我們都能瞭解，而且發揮道理之用語繁簡，恰到好處。我以後到美國上學，先後進過五個大學，聽過十幾位教授的講，只有意利諾大學政治系主任嘉萊爾先生，其講課內容之豐富，表達之高明，可與胡先生相伯仲。
光陰過的真快，我離開北京大學，已近五十年了，許多往事已記不清。上述諸事尚能憶其梗概，但拉雜陳述，不成體系，故題之為瑣憶。如有不符事實之處，尚祈閱者指正。
………【第六十二章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蔡元培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階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製，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青年蔡元培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候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鬍次珊君代理。*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援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