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裡傳到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所到之處，羊皮紙被取代。事實證明，它的價值十分顯著：過去，用羊皮紙製作一本《聖經》，至少需要30O張羊皮。
傳遍整個歐亞大陸、具有深遠影響的其他中國發明是船尾舵、馬蹬和胸帶挽具等。船尾舵大約於1180年與指南針同時傳入歐洲；馬蹬使中世紀歐洲穿戴沉重的鎧甲的封建騎士得以產生；胸帶挽具與過去的頸環挽具不同，是套在馬身上，使馬能全力拉東西而不會被勒死。最後，中國人栽培了許多水果和植物；它們通常由阿拉伯人傳遍歐亞大陸。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鵑花、茶香玫瑰、翠菊、檸檬、桔子等；桔子至今在荷蘭和德國還被稱為“中國蘋果。”
最後，應該指出，這些及其他一些發明的傳播，顯然與政治事件有關。因此，人們認為，12世紀指南許、船尾舵、造紙術和風車的廣泛傳播可歸因於十字軍東征。同樣，蒙古統治下的和平也促進了14世紀火藥、絲綢製造、印刷術和鍊鐵高爐的大量傳播。
四、歐亞大陸的宗教
中世紀不僅以歐亞大陸間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術交流為特徵，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空前傳播為特徵。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們於古典時期末開始傳播，中世紀時期繼續流傳（見第七章第三節）。但中世紀諸世紀中，最為著名的宗教革新運動則是伊斯蘭教的出現。除其教義（這將於下章敘述）外，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後，突然從阿拉伯半島向外廣泛傳播，對歐亞大陸和非洲廣大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伊斯蘭教的傳播（詳情以後敘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632到750年，伊斯蘭牧首先傳遍中東地區，然後向西傳到比利牛斯山脈。向東傳到中亞地區；最終結果，實際上是把地中海變成了穆斯林湖。第二階段，從1000年到1500年，在這幾個世紀中，伊斯蘭教進一步傳播，傳入印度、東南亞和非洲，使印度洋也變成了穆斯林保護區。
伊斯蘭教領土的巨大擴張，自然使被圍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統治者感到驚恐他們這時實際上已被孤立在歐亞大陸的西端。這一點，也是13世紀蒙古人崛起時基督教世界統治者的反應頗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殺使他們喪魂落魄；這些屠殺、劫掠顯示了蒙古騎兵的挺進好象是不可抗拒的。1260年，教皇亞歷山大四世在他的訓令（Clamat
in auribus）中，呼籲所有基督教國家的君主們在共同的危險面前團結起來：“……採取有遠見的行動，抵抗日漸迫近、顯然要降臨的危險……憤怒的上帝將懲罰這些野蠻的韃靼人，這些猶如從神秘的地獄裡突然冒出來的韃靼人。……”
然而，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樣，情景並非一片漆黑。蒙古人雖征服了基督教俄羅斯人，即希臘正教教徒，但給伊斯蘭教的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打擊最具毀滅性。當絕望中的穆斯林請求基督教國家的統治者提供援助時，溫切斯特的主教的話，表達了人們通常的反應：“讓這班畜牲們互相殘殺去吧！”有些西方人還認為，蒙古侵略者是支援基督教事業的天賜的干預者，是反對宿敵伊斯蘭教的有力的同盟者。他們甚至希望，新蠻族能象前馬扎爾人和維金人那樣皈依基督教。由於對文明一無所知，沒有高階的宗教信仰，缺乏有組織的教士的支援，這些蒙古人皈依和同化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
然而，打蒙古人的生意的，並非只有天主教徒，那時其他三大宗教的代表正在亞洲爭雄。其中，伊斯蘭教最富有侵略性；他們從波斯渡過奧克蘇斯河，擴張到中亞，爭取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援。佛教在從發源地印度沒突厥斯坦的“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也已為蒙古人所熟悉。最後是聶斯脫利斯派教徒；他們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會議（431年），當時他們被指責為異教徒，於是，聶斯脫利斯教徒從羅馬帝國撤回波斯，後來，在不斷挺進的伊斯蘭教的逼迫下，沿陸路穿過中亞進入中國。因此，他們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當蒙古帝國擴張時，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員、文字或口頭翻譯和使節，為蒙古人服務。
正當這些聶斯脫利斯教徒渴望著蒙古人皈依時，天主教徒派出了兩個傳教團，前往設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個傳教團（1245—47年）由義大利方濟各會的修道士約翰·卡皮尼·皮阿諾率領；第二個傳教團（1253－55年）由佛蘭德方濟各會的修道上威廉·魯伯魯克率領。兩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並發現可汗們對所有外國宗教都很感興趣。威廉修土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