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殺搶掠和日寇的野蠻破壞。等到了新中國建立的時候，紫禁城已經完全變成一個歷史遺蹟了。
王書輝去過幾次北京。但故宮這個地方，他只去了一次，之後就再也不想去了。在他看來，故宮裡面到處是要錢的所在不說，遊人簡直比蚊子還多。他那次去故宮，花了一上午的功夫，除了看人以外，基本也沒看到什麼別的東西。
更主要的是，因為客流量過於巨大，故宮裡面像個建築工地一樣，到處是在進行修繕縫補的施工現場。巨多的遊人和隨處可見的腳手架之類的東西，給王書輝造成了相當惡劣的印象。
這是完全沒辦法的事情。
一個建築物，它要是失去了本身的功能，完全的變成了一個供人遊賞玩樂的地方，味道肯定要變了。但是，對於這一點，王書輝卻不像很多人那樣，吵吵著什麼文物保護啊，什麼以舊補救啊之類的各種矯情。
他倒是覺得，這些代表著封建皇權的東西，可以被普羅大眾們那樣隨意的踐踏。這才是一種真正的社會進步的表現。
當然了，在明末這個時空裡，在目前的階段，王書輝的想法，還不足以讓紫禁城改變它的功能。紫禁城在公元1621年年末，仍舊是大明帝國的心臟。它仍舊代表著，掌握著國家權力的，大明皇帝陛下的至高無上。
正在和司馬峰會面的王書輝，雖然嘴裡說著皇權，但是他心裡對於皇權是非常的鄙夷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幾千裡之外的紫禁城裡經歷了一場和他有關的討論。
當然了，就是他知道了，他也不會有什麼感覺。
王書輝給司馬峰出的主意，就是利用皇權對抗族權。說起來，在封建社會里，實際上皇權和族權確實是存在著巨大沖突的。
這不是什麼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兩者在意識形態上，對於儒家的思想倫理是共享共尊的。
皇權和族權的對抗，完全是在利益分配上的衝突。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從嘉靖年間開始，明政府就開始逐漸的動搖海禁。到了隆慶年間，明王朝更是在事實上徹底的廢除了海禁。
海禁的廢除，極大的促進了江南地區的工商業的發展。但是，明政府在江南繁榮的經濟上，卻沒有獲得任何的利益。
根據《白銀帝國》一書裡介紹，明王朝到了萬曆年間，已經發展到幾乎“無官不商”的地步。東林黨主要成員，大多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與此同時，四分之三的進士、舉人家族中有從商的背景。
這就導致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朝廷想要加徵農稅，東林黨也好，什麼黨也好，一點兒也不會反對。因為他們有功名，可以免稅，農稅收不到他們頭上。可是，一旦涉及到徵收商稅，官員們立即就像被踩了貓尾巴一樣跳起來，發動大規模的抵制活動。
萬曆皇帝時期，為了反對皇帝徵收礦山開採的稅收，反對他派到各地收稅的礦監稅使。東林黨人表現相當的噁心。
東林黨麾下的各級官員不斷上書掀起政爭，和皇帝對抗。在東林黨領袖、漕運總督、鳳陽巡撫李三才上的《請停礦稅疏》中，他直接質問萬曆皇帝：“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
東林黨二號人物葉向高，入閣前就上書要求神宗撤回礦監稅使。說了不少什麼，“不言利，只言義”，“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之類的話。
可是事實上，根據史料記載，仗義執言勸皇帝不要“愛珠玉”的李三才，他本人實際上是大運河重要樞紐，北京通州地區的商人的總頭目。其家產多達470萬兩白銀，相當於天啟年間朝廷一年的財政收入。而對皇帝說什麼“不言利，只言義”的葉向高，家產一樣有百萬兩白銀之巨。
另一方面，根據史料記載，明朝後期，商業繁榮的浙江金華縣，一年的商稅不超過七兩銀子。
從這裡可以看出，把持著巨大商業利益的明朝文官集團，出於家族利益的關係，和代表國家的皇帝，有著多麼巨大的利益衝突了。
不過，像司馬峰家族那樣的小吏出身的家族，自然不會像東林黨一樣，透過把持朝政具備了能夠和皇權抗衡的能力。
在明朝末年這個封建農業社會里，皇權的力量是司馬峰家族所無法抗拒的。
王書輝給司馬峰開的這個，用皇權治族權的藥方，讓司馬峰恍然大悟。他可是知道，作為郡主儀賓的王書輝，和南北兩京的內廷之間的關係，可是相當的深厚的。
正當司馬峰心裡想著，要來一次大出血，拿出真金白銀來透過王書輝搭上內廷的關係的時候。王書輝發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