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是出於“防漢心理”對一個人數上佔多數的民族進行的瘋狂的“文化清洗”運動，常常是抄家滅族，祖先、子孫、活人、死人連同眾多無辜者一起遭殃。其恐怖的震懾效果可以說空前絕後。
滿清文字獄的密度嚇人，據後世學者統計，有清一代，共發生了一百六十餘起文字獄，幾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時期則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乾隆在位六十三年，製造的文字獄有一百三十餘起，一年兩次還多；其定罪範圍大大超過了順治、康熙和雍正三朝，而且將打擊物件從主要是士大夫階層擴充套件到民間百姓，幾乎成了一場全民的劫難；許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難，有的不僅被斬首，而且子孫株連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毀滅；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屍，懲辦後人。文字獄株連甚廣，令人心驚膽戰，結果導致全國上下一片風聲鶴唳，中國“萬馬齊喑”的局面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滿清統治下的文字獄，如同黑暗的歐洲中世紀一樣，思想領域實行強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書籍要禁，就連科學技術的書也不放過，《幾何原本》、《天工開物》大批明代的科技成果或毀或棄，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學不統一的，都要禁止。
這其實就是“文藝復興”為什麼不能在中國出現的原因。
康熙和乾隆兩位大帝對中國思想領域的“文化大清洗”，是他們一生最大的汙點和罪行。
而光緒皇帝在位期間，能夠下詔允許報紙“指陳利弊”、“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暢言，不必意存忌諱”，這樣的胸襟和氣魄，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根本不能比的。
就象祭文當中說的，如果光緒皇帝變法時不是一意求快，而是得到老成持重之人輔弼，走一條穩健的道路，中國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樣子了。
那樣的話，對廣大的黎民百姓來說，也許是一件好事。
最起碼，中國不會經歷“內亂”和“外侵”的雙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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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九十七）“農業部長”孫中山
在兩宮下葬完畢後，中外各種報刊媒體都進行了廣泛報導，而李鴻章隨後又以“華夏共和國執政”的國家元首身份向全國發布通告，說明“天下萬民，無論滿漢，皆炎黃之裔，當不分尊卑，親如一家”，這樣一來，果然收效甚顯，孫綱最為擔心的滿族旗兵暴亂的事，並沒有發生。
這樣一來，對他以後改革軍制，重整全國的陸軍的行動，就少了許多的阻礙。
在“華夏共和國”成立後，各國使節紛紛前來道賀，並遞交國書，表示承認“華夏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華夏共和國”從此取代了清朝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也得到了世界其它國家的承認。
對於清朝和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國內有很多人都希望藉此機會不與承認，或者同列強修訂條約，但是李鴻章和他們政務院“八大參政”商議後，大家都認為“國家甫定，國力未充，若此時貿然廢約啟釁，徒增禍亂，與事無補”，“莫若忍辱含憤，奮起直追，以期富國強兵，十年之後，抬頭相見，再圖收我利權”，李鴻章考慮再三之後，決定還是先承認清朝和列強簽訂的各項不平等條約，“以與友邦敦睦為基礎，求與泰西各國相安無事，為國家求得養息之機”。
李鴻章做出這個決定，內心其實也是很痛苦的，他也知道，這樣做會挫傷很多人的愛國之心，但他又不能不這麼做。
畢竟，國家之間的地位，是由國家實力決定的。
以中國目前的實力，尚不足以與列強抗衡，無論民氣如何高漲，民心如何思奮，有些事情。不是光有民心民氣就能解決的。
在“兩宮國葬”之後不久，產生的“穩定效應”就慢慢顯示出來了。
在“己亥之亂”剛剛爆發的時候，清朝駐蒙古的烏里雅蘇臺將軍和庫倫大臣一開始支援滿清王公親貴“討逆”（蒙古還有“蒙古八旗”），但在“討逆軍”迅速失敗地情況下開始猶豫觀望起來，在俄軍大舉入侵東北之後，蒙古方面一度有倒向沙俄的傾向（俄國人在蒙古王公當中“活動”可不是一天兩天了）。但由於中**隊大勝俄軍，蒙古方面馬上就斷了“親俄”的念頭，想加入新成立的“華夏共和國”又怕因為和從前和滿清太“親密”的關係遭到“清算”，現在，當“兩宮國葬”的訊息傳到蒙古之後，蒙古方面終於放下心來，對外發表通電“擁護共和”，表示“蒙古接受中國管轄，不管中國政體如何變更。蒙古都是中國領土”，並宣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