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的苦衷後（這個徐大翰林還真是個講信用的人），康有為也沒有改變對孫綱的看法，說孫綱“巧言強辯，混淆視聽”，而且當梁啟超表示想去見一見這位“斐聲海內”的“少年能臣”時，康有為居然勃然大怒，身為學生的梁啟超對老師敬畏慣了，嚇得大氣不敢出一聲，但他看過孫綱給光緒皇帝寫的那個“海權論”《大綱》，堅信孫綱不是象康有為想的那樣，正好孫文來了，因為孫文也是廣東人，他和孫文“一見如故”，談得極是投機，知道孫文和孫綱的關係後，“求為引見”，孫文慨然答應，就把梁啟超給領來了，梁啟超正愁自己的官話說得不好，恐怕和孫綱溝通困難，還在那裡忐忑，卻沒有想到孫綱居然先來了。
“吾師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說白了就是死要面子不認錯）。”梁啟超對孫綱說道，“對大人或有不當之見，還請大人不要見怪。”
“那倒不算什麼。”孫綱笑著說道。“只是我自己不怪他，怕其他人就不一定能象我這樣了。”
梁啟超聽了也是一臉苦笑，但康有為畢竟是他地老師，在這個“天地君親師”為大的時代，作為學生的梁啟超，也是無能為力地。
兩人一談之下，頗有相見恨晚之意，孫綱和梁啟超就“變法”的許多問題交換了看法。孫綱告訴梁啟超，“法”的確該變，這一點沒有錯，但不能這麼眉毛鬍子一把抓的搞“一刀切”，譬如病人得重症是應該下猛藥，藥效猛可以，但如果下手太急的話，病治好了，可病人也死了，那樣的結果又有什麼用呢？
孫綱對目前“變法”的看法是。中國當前極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來發展綜合國力，舊法當變，也確實是刻不容緩，就象康有為和梁啟超一貫主張地那樣，應該“開啟民智”，喚醒民眾的思想，只有這樣，才能改變中國“暮氣沉沉”的現狀。
但開啟民智光興辦學堂其實是很不夠的，最主要的一點康有為和梁啟超及眾多的維新人士其實都沒有想到，可對從後世穿越過來的孫綱來說。這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孫綱提出來的就是，開放輿論。
大清王朝現在的實際情況是，由於壁壘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不光平頭百姓不能隨便上書言事。連品級較低地官員也是不行，由此不但造成“下情無以通上，上情亦不能達下”的局面，也使得民眾的思想被禁錮，這才是造成中國目前“萬馬齊喑”的真正原因。
大清王朝的整個國家官僚機構根本不象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它沒有民間輿論的監督和制約，雖然設了科道御史言官用以對各級官員的行為進行糾察監督和批評，而且監督和批評還常常發生作用。但實際上這個“國家監察機構”也是在大清王朝的官僚體系內當中的一員。根本不可能做到在“體制內”實行完全意義上的監督，歷史表明。能夠作到真正地監督的力量只能來自於民間輿論。
但是目前的大清朝還是一個封建**國家，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開放民間輿論（西方的德國和俄國也是一樣），孫綱地意思是可以促成朝廷開放一部分輿論（在那個“防漢”的心理下，想要全部開放是不可能的，朝廷也絕對不會允許），即允許民眾在各種報紙上發表言論，“評議時政”，朝廷對此可以採取“言者無罪”的態度，官員們可以被告知要多注意這些言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說得對就聽，不對的也不用大驚小怪，民眾不明白的可以向民眾解釋或者在報上反駁不同觀點。這樣一來，在整個社會上形成一種“言論自由”的風氣，民眾對國家大事的關心自然就會促成民智地覺醒，同時官員們在逐漸意識到了民間輿論地力量後，也會自覺不自覺的“收斂”自己地行為，無形當中就會減少貪腐現象的出現，促進國家的進步。
對於廣大下層受教育程度不高（或者說一點沒有）的民眾，他們本人雖然不能利用輿論發出自己的聲音，但言論一開，注意到他們苦難的人也會替他們呼籲，使“上層建築”裡的人們注意並關心他們的疾苦，從而間接的起到改善民生的作用。
關於經濟方面，孫綱認為也是應該變革，但不應象現在“變法”這樣，根本沒有重點，想一出是一出，現在中國經濟面臨的嚴重問題是，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沿續了幾千年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因為戰爭、自然災害、外國資本的侵入等眾多原因正面臨著一點點解體的趨勢，西方諸國（甚至是日本）都已經完成了經濟工業化的轉變，而中國的工業文明現在才初露曙光，如何促進中國由傳統的農業文明向先進的工業文明轉變才是他們這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