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將原徵米麥400萬擔折納“金花銀”100餘萬兩。正德元年，官方又正式承認“銀差”，允許部分徭役折徵銀兩。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進行歷史性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在全國全面推行浙江巡按御史龐尚鵬等人所創的一條鞭法，一切賦稅、徭役統一折銀繳納，標誌著中國貨幣財政制度最終確立。
一條鞭法沒有像兩稅法一樣引起物價暴跌而失敗，原因就在於白銀不斷內流，儘管實行一條鞭法加大了對白銀的需求，白銀供給依然較為充裕。而一條鞭法發端於對外貿易發達的浙江、廣東、贛南等地，也決非偶然。
一條鞭法的全面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認了白銀的本位貨幣地位。
貨幣財政制度本身是在已相當發展的商品經濟基礎之上建立的，而一切稅課、力役折銀繳納，又直接擴大了白銀貨幣的使用範圍，同時大大削弱了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更多的農民得以擺脫土地的束縛去從事工商業，進一步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也間接擴大了白銀貨幣的使用範圍。凡此種種，都使白銀本位幣的地位更加鞏固。
明代對外貿易的發展使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推動了銀本位的確立。
在生產力發展達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白銀成為本位貨幣的物質前提是國內市場白銀存量足夠滿足流通之需。在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臘時期，金銀鑄幣就已廣為流通。而在中國，雖然早在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就鑄行了白金幣， 但白銀一直未能擺脫輔幣地位，甚或主要用於貯藏。自秦始皇掃滅六國，統一幣制以來，外圓內方的銅幣歷經朝代更迭，盤踞本位貨幣寶座長達一千多年。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中國金銀礦藏相對貧乏。根據明史籍所載銀課收入數字計算，自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來百餘年間，中國白銀年產量一直徘徊在10萬兩左右，明代前期約20萬兩左右，較之美洲、日本、 歐洲只不過是個零頭而已。而且我國銀礦品位不高，開採往往得不償失。據全漢升統計，明代中國銀礦含銀量在0。003％…12。5％之間，一般在1％以下；而同期秘魯波託西銀礦含銀量為50％，新西班牙銀礦含銀量為5％…25％。《明史。食貨志。坑治》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嘉靖二十五年（即西曆1546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員四十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梁方仲就此指出：“中國向來是一個產銀不多的國家。自近代與歐洲各國通商以來，銀的供給，大部分依賴外國的來源；本國產量，殊不重要。”
對於張居正的改革，在座的眾人都是熟讀經史的博學大臣，當然十分的清楚，但是聽見崇禎皇帝朱由檢一陣深入淺出的具體分析，方才恍然大悟！
崇禎皇帝朱由檢淡淡的道，“都做好筆記，不管你們聽不聽的明白，朕都希望你們慢慢的，都能夠搞懂朕在說一些什麼？”
崇禎皇帝朱由檢的語氣是淡淡的，眾人在稀裡糊塗的同時，勤勉的記錄著皇帝說的話，耳朵崇禎皇帝朱由檢本人，卻並沒有準備什麼演講稿。（未完待續。。）
第0805章 對外貿易的重要性
崇禎皇帝朱由檢不得不從貨幣的應用的過程當中，出現的幾個問題，詳細的給侯侚指出來，也不單單是針對侯侚一個人，對於政治上面非常有追求的周延儒，溫體仁和範景文，王承恩和曹化淳來說，崇禎皇帝朱由檢的話，同樣是字字珠璣！
自唐宋以來，“錢荒”的記載不絕於史，流通中貨幣不足成為長期制約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瓶頸‘。為補錢幣之不足，政府只得以谷、帛等其它商品充當流通媒介，實際上實行了錢幣、谷帛的平行本位制，金銀主要用於貯藏。本質上並不適宜充當貨幣的谷帛長期與錢幣並行，即使在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唐朝鼎盛年代也是如此，重要原因就是金屬貨幣短缺。但由於錢重物輕，民間交易優先使用錢幣，政府又不得不出面強制推廣代用貨幣。僅在唐朝，開元二十年（732 年）和二十二年（734年）、德宗貞元二十年（804 年）、 憲宗元和六年（811年）、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和八年曾先後多次下詔禁止交易只用錢幣。宋朝則三令五申，並在邊境設卡，嚴禁銅錢外流。宋代紙幣制度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克服硬幣不足的困難，滿足商品流通的客觀需要。元代雖然名義上以白銀作為價值尺度，但從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發行至元寶鈔以來就一直使用不兌現紙幣，實行了全世界第一個紙幣本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