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肯定把那支鉛筆藏在了某個隱秘的地方。所以他會想：無論如何我都不能自投羅網。只要鉛筆不是從我身上搜出來的，就沒有證據證明是我拿的。就算連累大家一起受罪，也總比我一個人吃大苦好。”
這番分析很是貼切。能進入四監區的犯人幾乎全都是奸猾無比的角色，審時度勢，見風使舵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既然管教們已經看過了錄影卻還沒找到鉛筆的下落，那麼鉛筆丟失的細節在錄影上肯定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拿走鉛筆的人那個傢伙必然會抱定死不開口的決心，張海峰再厲害，找不到目標又能如何呢？最終的結果要不就是不了了之，要不就是大家跟著他一起背這個黑鍋。
眾犯人自然也想得清這個道理。當下就有人開始牢騷抱怨，或者低罵“真不是個東西”，或者憤然呼喝“敢做敢當，別他媽的做個縮頭烏龜”！而每個人都是一副義憤填膺的表情，表現出自己在這件事情中可是受了十足的委屈。
張海峰冷眼旁觀，等這番騷動平息之後，又接著說道：“鉛筆不會憑空消失的，它必然藏在某個地方，而這個地方不會超出你們的活動範圍。所以我想把它搜出來也不是什麼難事吧？”
犯人們紛紛點頭附和。有人說：“那麼長的一支新鉛筆，怎麼可能找不到？”還有人則積極表態，希望管教們立刻便開始搜查，不要再浪費大家的感情和時間了。
張海峰卻擺了擺手，看起來並不著急，他在犯人們面前來回踱了幾步，然後指著車間門口的攝像探頭說道：“那裡的攝像頭時刻都在工作，整個車間都能被拍進去。當然了，我們的裝置清晰度有限，從螢幕畫面上無法看到那支鉛筆。不過你們每個人的活動過程都是可以看清楚的，只要我搜出了那支鉛筆，難道我就判斷不出是誰把它藏起來的嗎？”
這番話說得擲地有聲，而其他的管教們聞言心中都為之一亮：不錯，只要搜出了鉛筆，再結合錄影盯死藏鉛筆的地方，那肯定有所發現的。畢竟藏鉛筆可不像從桌面上拿走鉛筆那麼容易，嫌疑人必然會在錄影中留下一些異常的動作和反應。
“好了。”張海峰這時停下腳步，轉身再次掃視著面前的那幫犯人，“現在是最後的機會，自己把鉛筆交出來，吃一頓電棍，關一週的禁閉，這是最輕的懲罰。如果讓我找出來是誰，那等待著你的就是最重的懲罰，重得超出你們任何人的想象！”
重刑犯們大部分都知道電棍和禁閉的滋味。電棍戳在身上，能夠讓人的周身像抽筋一樣產生強烈的痙攣劇痛，那種疼痛能讓你口水橫流，大小便失禁；而關禁閉則是另一種精神上的懲罰，遭受這種懲罰的人會被關在一間狹小的黑屋子裡，沒有光線，沒有聲音，全身所有的感觀幾乎都失去了作用，就像被封死在冰冷的墳墓裡一樣。即便是最堅強的人一個星期下來，心頭也會被磨起一層厚厚的繭子。
“一頓電棍，一週禁閉”這尚且是最輕的懲罰，那犯人們的確無法想象“最重的懲罰”究竟會是怎樣。
未知的東西是最恐怖的。而這種“無法想象的懲罰”會給犯人帶來一種怎樣的壓力，亦可想而知。
於是這些兇悍的重刑犯一個個噤若寒蟬，哪怕是百分百無辜的人額頭上也不免沁出了一層細汗：萬一那鉛筆在自己的工作臺附近被找到，那可真是有苦難言了！
可是在這樣的壓力之下仍然沒有人肯說出那支鉛筆的下落。大家只是在這種靜默的氣氛中等待著，等待著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
張海峰的視線從犯人們的臉上依次劃過，一整圈下來無人應聲。該說的話都已經說盡，張海峰知道再耗下去也不會有什麼意義了，於是他便衝著身旁的屬下們招了招手：“你們都過來吧。”
除了把守著車間大門的兩個武警之外，其他十來個管教全都圍向了張海峰身邊，他們一個個神色肅穆，靜候隊長下達戰鬥的指令。
張海峰首先吩咐道：“老黃，你帶一個十人隊負責室內的搜查，八個人在車間，一個人去廁所，一個人去儲藏室。不要放過任何角落，只要是有可能藏下整支鉛筆的地方，都要仔細的過一遍！明白嗎？”
“明白！”老黃咬著牙應了一聲。他是生產車間的負責人，對於目前的局面難辭其疚，別看他平時有些懶洋洋的，現在的求戰慾望卻是無比強烈。而他對於車間的角角落落都非常熟悉，要想在他眼皮底下藏起支鉛筆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
張海峰又轉頭看向一個三十來歲的管教：“王宏。你帶兩個人在車間外圍搜查。重點是窗戶附近，至少要覆蓋到半徑二十米的區域，明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