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留給我們的歷史上的責任。”
美國記者白修德在日後談及對蔣的印象時，稱：“他（指蔣）
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儘管表面上的尊嚴被瘟疫，災荒，侵略和殘忍行為盪滌殆盡；儘管古老的文化被嶄新的革命理論所窒息，但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裡面，一直隱藏著一種過分的民族優越感。這種優越感遺傳所致，什麼東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蔣介石具體體現了這種梗著脖頸的中國人的傲氣。“
梗著脖頸的蔣介石為著自己的統治可能失掉一時的傲氣和民族優越感，但當這一切的根本受到威脅時，他那埋藏於內心深處的感情終將爆發出來，對這些，日本人過去並未真正領教過。
另外，從當時的情形看，蔣介石再想採取“不抵抗”政策，也為形勢所不許。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遠在陝北的中共中央看穿了日本侵略、滅亡中國的野心，號召“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必須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等紅軍將領通電全國請纓殺敵。毛澤東、朱德等致電蔣介石，要求本“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全體紅軍將士願奔赴抗日前線，保家衛國，奮勇殺敵。中共代表葉劍英等赴西安與國民黨方面聯絡，商談有關紅軍開赴平綏線擔任作戰任務的問題，並願以一部兵力深入敵人後方遊擊，配合正面戰場，“與善於防守之友軍配合作戰，更能順利地完成國家給予的使命。”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紛紛起來，組織各種抗日救亡團體及組織、戰地服務團，捐款生產，慰勞傷員。許多受國將領請纓殺敵，揮師蕩寇，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抗日洪流。
蔣介石在日軍無止境的步步進逼和國內外抗日呼聲鋪天蓋地的勢頭下，終於順應了歷史潮流，毅然摒棄了妥協政策，決定操起平倭之劍，回擊日本的野蠻侵略。17日，國共雙方開始在廬山舉行談判。同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講話，語氣悲壯地宣稱：“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立場和方針。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抗戰決心已下，但蔣介石心裡絲毫沒有輕鬆和振奮的感覺。他面對的倭寇畢竟很強大，陸軍屬世界強國，海軍列世界第三，空軍雖未單獨列出軍種，但分在陸、海軍中的數千架飛機足以使其躋身當時的世界前列。日本，當時在亞洲是令任何國家生畏的一隻“倭腳虎”。
面對這樣的對手，蔣介石難免發怵。但老虎要吃人，不自衛也沒辦法，他沒有選擇，因而只能操起當時尚未鑄造完畢的平倭之劍。
早在1935年，蔣介石逐漸穩定了在長江流域的統治後，眼見西方諸國紛紛套購中國銀元，轉嫁經濟危機，遂在英國的幫助下開始實行“廢兩改圓”用法幣。此舉不但加強了南京中央政府混亂的金融，而且加強了對各地的統治，因而建立了一定的經濟基礎。靠此基礎，並在德國軍事顧問團的指導下，南京政府購進大批新式武器，進行國防現代化的建設。為了加強部隊的裝備以備對日抗戰，1936年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了個陸軍整理處，以少壯派軍事幹將陳誠為主任，負責進行陸軍的整頓和裝備工作，預計到1938年完成60個調整師。經過整編的調整師，人員和武器裝備為：官兵10923人，步騎槍3800餘支，輕重機槍328挺，各式火炮與迫擊炮46門，擲彈筒243具。“七·七”事變爆發前，隸屬國民政府的182個步兵師中，只有50個師整編完畢，而且因中國工業落後，所謂調整師也只充實了部分近戰武器。受外匯限制，從海外進口火炮計劃多未完成。此外，直屬軍政部的還有炮兵旅4個，戰車約600輛，以及高射炮部隊等。
當時，說中國軍龐大不假。抗日戰爭爆發前，屬於國民政府的陸軍，其編制為49個軍，182個步兵師，46個獨立步兵旅，9個騎兵師，6個獨立騎兵旅，20個獨立騎兵團，總兵力高達170餘萬人。抗日戰爭開始後，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地方軍閥部隊紛紛接受國民政府改編，開赴抗日戰場，蔣介石嫡系部隊也擴大編制，很快，總兵力達到200萬人。
中國的海軍經蔣介石多年經營，在抗戰前已有艦艇100艘，總計為7萬噸，計巡洋艦2艘，驅逐艦3艘，炮艦16艘，內河炮艦13艘，魚雷艦及運輸船8艘，陸戰隊約3800人。全部艦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