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統治和國家存亡的根本大計。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經過多年的徘徊和委屈求全的痛苦後，在最後關頭，毅然懸崖勒馬，決心抗戰，決不投降，乃為國家之僥倖，民族之慶幸。
從另一個角度考慮，最後促使其下定抗戰決心的，還有對西方反對德國和日本法西斯力量的期望。他一直認為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決不會坐視日本的侵略損害其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因而定會參加對德國和日本的戰爭，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蔣介石雖已表示準備抗戰決心，但從內心深處，他仍是心存顧忌，一方面他在考慮全面抗戰對其自身統治的利害得失，還抱有說服日本和平解決爭端的幻想，另一方面，他對全面抗戰的實行，仍有些懼怕心理。7月17日的談話中，他仍呼籲日本能給予和平解決的希望。
“盧溝橋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和平解決。”
當然，蔣介石是有他自己的原則的。他的和平解決，並不是要宋哲元喪失領土、主權，把平津讓給日本人的那種和平，他是在堅持不失去對華北的主權的和平。如果連這點也達不到，那即是“最後關頭”的到來。所以他一面準備堅決抗戰，一面仍不放棄哪怕是最後一秒鐘的和平呼籲。在17日的談話中，他為和平解決提出了4條最低條件：“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第27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有任何的約束。”
不知是怕日本人不理解，還是惜機對日本人提出警告，表明自己決不屈服的立場，他接著又指出：“這4點立場，是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到‘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慮以上四項要求，留給他的，就只有抗戰一途。
但受軍部左右的日本近衛首相，非但沒有表現出其家族對中國的友誼，而且辜負了日本萬民希望他的政府能制約軍部的重託。
從事件一開始，他就完全懾服於軍部的高壓，公然倒向了軍部一邊。近衛1月前上臺組閣時留給人們的清新超脫之感，一夜間便被日軍軍刀的血腥氣衝得無影無蹤。就在蔣介石17日發表講話的同一天，日本政府向中國外交部送交一份照會，公然指責中國政府在自己的國土上調兵遣將，形成對日本的挑釁。不但如此，甚至還要南京中央政府“對於華北地方當局解決條件之實行，勿予妨礙”，嚴然以宗主國自居。
事已至此，蔣介石自然無法再抱任何幻想，遂命將此照會由外交部駁回。同時，日本駐華武官喜多誠一到軍政部見何應欽，又對何公然進行威逼，威脅說中國派軍進駐保定、石家莊，日本政府不能漠視；如果中國軍隊不從這些地區撤走，必然引起中日全面軍事衝突。並說此乃日本政府對中國表示的最後友誼，並非威脅。
對於日方的要求，何應欽當即予以駁回，說：“中國軍隊之移動，全系出於自衛。……事態擴大與否，在日方，不在中國。”日本武官楊言：“日本對此非常時局，已有重大決議”，不打自招地道出其侵華野心。
7月19R蔣介石再次於日記中表示了抗戰的決心：“書告既發，祗有一意應戰。不再作迴旋之餘想矣。”痛苦幾年，痛定思痛，蔣介石終於最後下定了進行全面抗戰的決心。
蔣介石這次是鐵了心要抗戰了。如果說昔日東北三省的淪陷他採取了“不抵抗”政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話，今日日本人把戰火燃向華北，燃向關內，就決不再是華北的問題。如果再不抗戰，就要亡國，南京就要成為今日的東北和華北，蔣介石苦心經營數十載的南京中央政府就要倒臺或成為日本的傀儡，對此，蔣介石無論從個人或民族觀念考慮，都是至死難以接受的。就蔣本人來說，不少史學家認為他從小就孤傲、倔強，從來不願受人管束，今日又貴為一國至尊，要他對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稱臣納貢，他如何能接受呢？！加之他對中華民族古老文化和豐富淵深典籍的頂禮膜拜和堅深信仰，使其更具有東方文化中心的優越感；在蔣看來，泱泱文化古國，焉能臣服倭寇！他曾對斯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