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被動挨打的境地。
盧溝橋事件的爆發，震動了國內外。但更令華北中國震動的是，事變爆發時，他們的主帥、29軍軍長宋哲無卻不在部隊中，不在平津，而是在其老家山東樂陵省親休息。
宋哲元身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卻是被日本人逼走的。
早在1935年，華北日軍便陰謀利用宋哲元，煽動實行華北自治，使冀魯晉察綏5境變成第二個“滿洲國”，一個表面上主權仍屬中國，實際由日偽自治的特殊地區。而鬧起華北自治的，又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謀，像個幽靈般在中國四處搗亂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
早在1935年夏秋之際，蔣介石曾致電冀察政務委員會，要求派一要員赴廬山彙報華北形勢。宋哲元接電後，指派29軍的第二號人物、副軍長秦德純秘密南下赴廬山，一方面報告華北形勢，同時向中央面請機宜。
廬山上，蔣介石在琢磨“剿共”的同時，也沒忽視中國的最大勁敵日本人。聽完秦德純的彙報後，蔣介石詭秘地對他指示道：“日本乃實行侵略政策之國家，其侵略目標，現在華北。但我國統一未久，國防準備尚未完成，未便即時與日本全面作戰，因此擬將維持華北責任，交由宋明軒（宋哲元字）軍長負責。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將來宋軍長在北方維持的時間越久，即對國家之貢獻愈大。只要在不妨礙國家領土主權完整之大原則下，妥密應付，中央定予支援。此事僅可密告宋軍長，勿向任何人道及為要。”
秦德純滿腹狐疑地下了廬山。蔣介石的這番指承，他沒敢做記錄，但他已熟記在心。回到北平，他把面見蔣介石的前前後後向宋哲元做了報告。
這一天起，宋哲元便開始在矛盾、痛苦的感情生涯中苦苦掙扎。一方面，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軍人，他和他的29軍官兵從感情上是愛國仇日的，長城抗戰，便使他這種感情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與日軍“和平相處”，表面親善，顯然這裡面有公的、私的兩方面內容。
從官面上說，1937年前，蔣介石先是忙於“剿共”，後又忙於進行抗戰準備，迫切需要時間，需要有人先與日本人虛意周旋、穩住日軍，因而指示他凡遇日軍挑釁，多退讓，不輕言抵抗。在很多方面可以說是因為中央的這個指示，使日軍在華北得寸進尺，日益囂張。但從私的角度說，來哲元心裡還有本小賬。
來哲元是西北軍舊部，馮玉祥的老部下。馮玉祥幾次倒蔣，與蔣介石“拔刀相見”，蔣介石不可能無動於衷。但蔣介石的政治伎倆，當時的高層軍官都清楚，馮玉樣倒蔣，蔣介石絕不會殺馮玉樣本人，那樣做目標太大。但馮玉樣的舊部，作為馮玉祥倒蔣的資本，卻跑不了。蔣介石為一件事會記上10年，只要時機一到，是定要收拾這些非蔣嫡系不可。1935年6月，蔣介石找了個藉口兔去了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的職務，就再次給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課。難堪和怨忿中，來哲元開始與日軍接觸，想挾日人以自重，窺探時機擴充自己的實力。
說到底，宋哲元不願丟掉西北軍經營多年才建立起來的華北地盤，更不願惹惱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丟掉軍隊老本。
作為舊中國的軍人，宋哲元仍未脫掉舊軍閥的陋習。軍隊、地盤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資本。為這一切，他艱難地在兩個利益根本對立的對手中周旋著，應付著。為此，他既要混跡於日本人中，多少背幾句“漢奸”的罵名，也要代表中國政府與日本人對抗一陣，被日本人罵為“不重情義”的滑頭。
從心裡說，宋哲元在與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著分寸。他既不願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願讓國人罵他是漢奸、賣國賊。當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後，有人別有用心地慫恿宋哲元的弟弟勸其像蔣介石、張作霖那樣，發行“宋委員長就職紀念郵票”。宋哲元一聽，大為惱火，聲色俱厲地對弟弟說：“冀察是地方政權，受中央政府節制，怎能濫發個人紀念郵票，給世人說我宋某割據一方，破壞統一！……中央命我盡力折衝，爭取3年時間，使政府做好抗戰準備，我才奉命出來幹這捱罵的差事！並以不喪權，不辱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自誓……”，並說：“今後倘有敢再妄議此事者，以漢奸論處！”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為母親作壽時，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親自上門祝壽。乘宋哲元不在時，他將一隻據說是日本天皇專門從東京派軍艦直接送來作壽禮的大瓷花瓶強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後，要把這壽禮退回去，旁人勸說不可如此，怕傷兩國和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