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因精神受重大刺激，右半身麻木。但這個鐵鑄的歷史巨人，兩天後又站立起來了。
8月15日晚，彭德懷在囚室內聽到部隊在院子裡集合。接著，窗外高音喇叭傳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的播音。
從1959年8月在廬山上產生了這個決定他的命運、也影響著整個中國命運的《決議》以來，還是第一次向全國全世界公佈這個檔案（摘要）。這意味著什麼呢？彭德懷先是一怔，隨即把椅子向門口移動一下，仔細聽下去。他有時點點頭，有時發出笑聲。哨兵走到他身旁，可能是為了解他的“反應”，他說：“這叫我怎麼活咯。”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決議》（摘要）和一篇題為《彭德懷及其後臺罪責難逃》的社論。接著，《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產》，《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文化大革命”中，這兩報一刊是傳達最高司令部聲音的。馬上在全國掀起又一次批彭高潮。
在北京，彭德懷再度被連續“批鬥”，軍內外各大單位爭先恐後來押走彭德懷。不管哪個單位，只要申請的報告一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成員、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就批：“可以安排”。北京軍區、第二炮兵司令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海軍司令部、北京衛戍區、通訊兵、防化兵、裝甲兵、鐵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解放軍政治學院、後勤學院、高等軍事學院、第六研究所、中央直屬機關等大單位12次召開萬人大會“批鬥”、“公審”彭德懷。69歲的元帥被兩個大漢拖著跑步上臺，在烈日之下，在拳腳之中，在對一串串誰也不識真相的罪行罪狀的聲嘶力竭的揭發批判聲中，他頑強地挺著腰桿，屹立於天地之間。
殘酷的“批鬥”一直進行到1967年末。
1967年11月，彭德懷專案組劃歸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掌管。彭德懷專案組是二辦所轄專案中最大的一攤，管轄被認為是彭德懷“黑線”的17個物件：彭德懷、黃克誠、譚政、李銳、張聞天、王平、蘇振華、李志民、楊勇、劉震、鍾期光、饒正錫、洪學智、鄧華、萬毅、吳自立、浦安修。大攤稱大組，下設有彭、黃專案小組，專審彭德懷、黃克誠二人。
黃克誠和彭德懷一樣，先被關在五棵松，後又被轉到羅道莊。在五棵松，黃克誠從他的高度近視眼鏡片後發現哨兵押過一個衣服襤褸的人，正是他“經常相逢在夢中”的彭老總——彭德懷。黃克誠常常反抗監管，一次（也許是故意）在院中和監管人員頂撞起來，大吵大罵，彭德懷聽出了是老戰友黃克誠，激動得緊貼到窗戶上去聽。在批鬥的高潮中，黃克誠常和彭德懷被押在同一串車上游街示眾，被“揪”在同一個臺上批鬥。在目光中交換心聲，共同承受這一時代的瘋狂。
“大批鬥”的暴虐過去了，1968年開始了一場更為殘酷的隱秘的鬥爭——審訊。
中央專案領導小組的要求是對所押“案犯”在春節前定案，提出要“只爭朝夕”，“殲滅戰一定要打下來”。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專案組8次審訊彭德懷的入黨問題，目標是“彭德懷是假黨員”，以達到對他的歷史“一否全否”的目的。偏偏出現一份歷史檔案，證明彭德懷是1928年入黨的真正共產黨員。專案組初戰失利。從新年開始，又突擊審訊彭德懷所謂“裡通外國”問題。彭德懷對專案組提出抗議：“對我的審查，用黨內同志式的談問題可以。審訊式的，拒絕談問題。”主審人答：“對你就是這樣，你要老實認罪。”對專案組來說，彭德懷是敵人，並非同志。
從1952年抗美援朝期間至1959年廬山會議前，彭德懷五次去蘇聯談判或訪問，在專案組的方案中都當作“裡通外國”罪行來審查。其中，1955年和1959年的兩次訪問被列為重點。
1955年5月24日，彭德懷參加華沙條約國會議回國，途經莫斯科，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讓翻譯費德林向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轉達他的意見，他要和彭德懷談話，主要是談軍事問題，因機密性大，建議蘇方只由安東諾夫大將、中方只由劉曉大使參加，指定由費德林任翻譯。費德林要劉曉向彭德懷解釋，彭德懷聽後說，應尊重蘇方意見。會談後回國，彭德懷將會談內容向毛澤東主席作了彙報。
審訊開始，從彭德懷談的情況中得不出“裡通外國”的結論，審訊人火了：“我們看你是與赫魯曉夫共同搞陰謀。”“由你們定，我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