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當晚得知彭德懷被斗的情況，打電話問韓××為什麼不執行總理的“五不”指示。預審會前，衛戍區專人去北航向韓××等人傳達周恩來的指示：不準搞噴氣式，不準掛牌子，不準遊街，不準武鬥，不準開萬人以上的批鬥會。韓××聽後，即打電話報告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不要武鬥，但對彭德懷不要限制過多。”
第二天，彭德懷傷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醫院檢查，病志記載：“胸部正位相X線所見：（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內小量積液（血）；（4）右肺下葉部分不張。”
傅崇碧向周恩來報告彭德懷傷勢，並附上胸片。周恩來看後，批評衛戍區有關人員沒有盡到責任，指示馬上給彭德懷治病，將結果報告他；今後，沒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鬥彭德懷；衛戍區要絕對保證彭德懷的安全。
然而，風雲日緊。彭德懷遭毒打的第二天，發生了震動全國的武漢“七二○”事件。緊接著林彪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這使已成為囚徒的彭德懷，又成了“軍內一小撮”的總代表。報紙大造輿論，掀起“批彭高潮”。
從7月26日開始，重傷中的彭德懷被北京航空學院、清華大學、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三軍直屬機關和在京院校、人民日報社、北京師範大學、空軍直屬機關及空軍在京院校、各文體單位、北京郵電學院等數十個單位的“造反組織”連續“揪鬥”。其中6次為萬人大會，7次“遊街”。張聞天、黃克誠和解放軍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將領譚政、張愛萍、蕭向榮、王尚榮、廖漢生、李志民等被拉來“陪鬥”，和彭德懷一起在萬千公眾前遭受摧殘凌辱。彭德懷不甘受辱，強直著頭，挺立著身軀。一些彪形大漢被選來按低他的頭，反提他的胳膊。長時間的傷痛、憤怒，使他在被“遊鬥”中幾度昏迷。
從“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捲起，彭德懷的妻子浦安修就陷入更大的災難之中。儘管她原任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副書記的職務早已經“落選”，被派去擔任師大附校辦公室主任，仍屬“當權派”之列。而最關緊要的，她是彭德懷的妻子，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標。
1966年7月，浦安修的家被抄，人進了“專政隊”，白天勞動，夜晚住在沒有完工的一間浴室裡，潮溼的水泥地面上鋪著一床薄褥子。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夥紅衛兵押到校內數學樓前。幾個月來，她茫然地承受著一切。驟然間，她看到人群中一輛三輪車上押著一個人。縱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看出是他——一別兩年的彭德懷。彭德懷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視，都痛苦地低下頭。
當晚7點半，彭德懷和浦安修被拉上會臺。由北京師範大學造反組織“井岡山兵團”主持召開的“批判鬥爭反黨篡軍的大野心家彭德懷和彭賊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浦安修”萬人大會在一片口號聲中開始。
浦安修被兩條粗臂反提著胳膊，兩隻大掌猛按著頭，做成“噴氣式”；耳裡灌進了一連串彭德懷的駭人聽聞的“罪行”，和她如何與彭德懷“狼狽為奸”的“罪狀”。浦安修心頭陣陣痠痛，眼前一片漆黑，連怎麼被拉下臺，怎麼被放回去都記不清了。
這一幕“史無前例”的悲劇，成為他們30年夫妻的最後一面。
浦安修被傳去勒令交代彭德懷的罪行。一向溫和文靜的浦安修，這時頑強地閉口不答。1967年10月出版的紅衛兵《大批判通訊》上，登載當時對浦安修審訊記錄的按語說：“時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發彭賊，企圖頑抗到底。還千方百計的為彭賊塗脂抹粉。”扁擔落在浦安修的肩背上，她的頭被揪著往牆壁上撞得咚咚響。造反派還遞給她最後通牒：“再不交代，砸爛你的狗頭！”
8月31日晨7點，北京西郊頤和園的硃紅大門徐徐開啟，浦安修低頭匆匆而入。
兩小時後，有人發現了她。她靜靜地躺在昆明湖邊，已經沒有了回憶，沒有了痛苦。衣袋裡還有未服完的安眠藥。
這時，北京師範大學浦安修專案組的頭頭，正在勝利的興奮中仔細研究如何貫徹戚本禹關於對浦安修的“問題”要“抓緊搞”的指示。
浦安修被抬到北京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搶救，大夫從她身上發現一枚校徽，才弄明瞭她的身份。
半夜，浦安修清醒過來，發現自己躺在病床上。她又回到了多難的人世。
一天後，專案組頭頭下令將她從醫院押回學校管制。
北師大批鬥會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