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給伯伯補衣服，彭德懷又囑咐她：“我幾次告訴你們別來了，你偏偏還來，現在我揹著‘裡通外國’的罪名，連下農村勞動的資格都沒有了。但我實在冤枉極了，這樣的冤枉要到何時才了結呢？”
彭梅魁擦擦眼淚，安慰伯伯：“我不怕，無論什麼情況，我都要來看伯伯。”
要做到這一點多不容易呀。即令如此，當時的彭梅魁也想不到她今後為實踐這句話，要拿出多大的勇氣！但她確確實實做到了。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候，她仍給彭德懷以親人的安慰和照顧。
1963年以後，彭德懷在吳家花園的生活顯得更加孤寂和冷清。哨兵的記錄本上，日常的記載只是“晚飯後彭鋼來了”，“早飯後彭鋼走了”，“彭梅魁來了”，“……彭梅魁走了”。
園內工作人員和警衛班黨組織開會不再通知他。每當黨小組開會的時候，他就在院子裡靜靜地散步，遠遠注視著開會處的燈光。他知道，這意味著已停止了他的黨內生活。
彭德懷這個高階黨校的特殊學員，現在是更加“特殊”了。不讓他去聽課討論，也不再有教員來輔導，只由校領導偶爾來過問一下，而且總是3個人一起來。回去還要追記他的談話向中央報告。
在1963年的一段時間裡，他用了許多時間寫《讀毛主席軍事文選筆記》。這一年，全國的經濟形勢繼續向他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全國的工農業生產恢復了好勢頭。他再不為經濟問題操心，仍然轉回到幾乎佔據了他整個生命的軍事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