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這”對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前途是有很大危險性的“。因此，”揭露這個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黨分裂活動，就不能不成為黨和所有忠於黨、忠於人民解放軍、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們的重要任務“。
第四部分是說彭德懷犯錯誤的社會、歷史和思想根源。說彭德懷本質土是民主革命中參加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掛著馬列主義招牌，“實質上一腦子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思想，資產階級的極端虛偽的所謂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並且還有某些封建殘餘思想”， “是資產階級的經驗主義和唯我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的思想方法”，說彭德懷是帶著“入股”的思想參加黨和軍隊的。並說“在黨的歷史的幾個重大關頭”，如立三路線、兩次王明路線、高饒反黨事件，彭德懷都站在錯誤路線方面，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遵義會議以後，“他在大部分時期仍然反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並且在黨和軍隊內進行活動”。
第五部分是說對彭德懷等人的處理。說鑑於彭德懷做過一些有益於革命的工作，鑑於“他有革命和反動的兩面性”鑑於他表示願意改正自己的錯誤，全會本著團結——批評或鬥爭——團結的方針，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方針，在他“認識和改正錯誤的條件下，繼續同他保持同志的團結”，對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採取同樣的方針。“當然，把彭德懷同志和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可保留他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以觀後效”。
這個“決議”顯然是對彭德懷等幾個人很不公正的處理。同一天，毛澤東在一個材料上寫過一段著名的指示，對廬山會議的性質作了最後結論：
“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在這裡，毛澤東把廬山會議中黨內不同思想的矛盾，直接看成了階級鬥爭。這個觀點，可以說是造成廬山這場悲劇的主要原囚。
8月19日，彭德懷回到北京，準備參加軍委擴大會議，接受新的一輪批判。
以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為主旨的軍委擴大會議於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開。開會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廬山會議結束以前發出的。為了在軍隊系統最大限度地肅清彭德懷的影響，這次軍委會議擴大的範圍是空前的：大軍區領導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參加；省軍區司令員、政委和野戰軍軍長、政委全部參加。此外，全軍師以上單位各派兩名正職幹部參加。實際到會人數為1070人。
會議前10天是聽取關於廬山會議情況的傳達，閱讀會議主要檔案。從8月29日起，把原來的15個小組改編為兩個綜合組，彭德懷、黃克誠二人各參加一個組，接受批判。
彭德懷參加的第一組，會場設在中南海懷仁堂。
在傳達廬山會議情況時，軍隊的高階幹部，聽到了過去從未聽到過的令人心悸的話，諸如毛澤東說的，“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氣”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許多人懷疑自己的聽覺出了毛病，他們怎麼也不能把這個”反黨“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個剛正無私的彭老總聯絡起來。
會議對彭德懷揭發和批判的問題是極其廣泛的，從平江起義的思想動機到廬山上書的政治目的；從抗日戰爭戰略方針的貫徹執行到1958年炮擊金門時的組織指揮；從紅一、三軍團的關係問題到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織活動等等，無一不加以追查和批判。
以後，彭德懷在其《自述》中，是這樣記述當時的情況和自己心情的：“在會議的發展過程中，我採取了要什麼就給什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我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實際的誇大檢討。唯有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逼迫現象，特別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8月下旬至9月上旬），這種現象尤為嚴重。不供出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就給加上不老實、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時，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號：”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騙我們了！’逼得我氣急了。我說，‘開除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