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公社食堂，周小舟告訴彭德懷：公社食堂沒有給群眾帶來什麼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費。
周小舟還認為，供給制窮的時候不能搞，富裕的時候也不能搞。
聽著周小舟的介紹，彭德懷發現，湖南的情況和他在甘肅河西走廊看到的情況是那樣的相似。他更感到這次回鄉做調查的必要。
為了便利於聽到群眾的真實反映，彭德懷沒有住招待所，而是住進了彭家圍子自己的舊居。到家鄉的當天晚上，鄉親們都來看望，老人、婦女、孩子，擠了滿滿的一屋，問長問短。彭德懷向鄉親們宣傳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精神，詢問群眾的生活和生產情況。在公社和大隊幹部座談會上，當有的幹部談到今年糧食大豐收，吳公塘生產隊畝產過千斤時，彭德懷未敢輕信。他立即同幹部們步行數里來到吳公塘田邊，打著手電筒，蹲下身來，拔起一兜禾茬，數著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穗，每個穗上大約有多少顆稻穀，細心計算著每畝地的產量。他對幹部說：“我最近看過不少地方，有的講畝產幾千斤，上萬斤，吹得很厲害。老實說，我是有懷疑的。我們當幹部的，辦事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搞浮誇。”
聽公社幹部說，他們公社的鍊鐵廠出了640多噸鐵。彭德懷就去看了公社鍊鐵廠。情況和他在別處看到的一樣，是“大兵團作戰”。事後，彭德懷跟公社幹部算了算賬：為了煉那麼一點鐵，集中公社、大隊全部勞力運料，丟開農業生產，讓稻穀爛在地裡；為了解決燃料問題，拆毀了社員許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為了收集原料，連社員的農具和做飯的鐵鍋都砸了……這是多麼大的代價呀！彭德懷對幹部和社員說：“過去技術落後，民間需要製造農具用這種小土爐鍊鐵。現在大規模這樣搞，看來不是好辦法。”
在烏石學校，彭德懷看了教室和教員們的宿舍，嚐了學生們的飯菜；在趙家弄子大隊，彭德懷參觀了裝置十分簡陋的幼兒園；在許家塘大隊敬老院，彭德懷和幾位少年時代的夥伴進行了親切交談，得知他們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兩米（16兩一斤），數九寒天老人們還睡在光光的篾席上，連褥單都沒有，被子也破爛不堪。彭德懷緊鎖著眉頭忍不住說：“這叫什麼敬老院、幸福院！”
他捐了200元錢給幼兒園，為孩子們買一些生活必需用品。還捐了200元，讓幹部給敬老院添置些鋪墊。
對家鄉的考察，使彭德懷對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鍊鋼鐵中的問題有了更清晰的瞭解，也給他增加了更大疑慮。
故鄉之行，使彭德懷感觸最深，讓他最感不安的另一件事情是農村幹部的領導作風問題。許多鄉親們向他反映，由於上邊給的任務又重又急，基層幹部的領導作風也就越來越壞。不講民主，強迫命令，隨便打人、罵人、捆綁人的現象，相當普遍，而且愈來愈嚴重。彭德懷想起了在延安、在太行山的歲月。那時的幹部和群眾，軍隊和群眾，甚至領袖和群眾，關係是何等親密啊！真是血肉相連、魚水關係。為什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了！他為這種變化而深感痛心。
離開家鄉彭家圍子時，彭德懷殷切地叮囑前來為他送行的幹部：今後再不準搞瞎指揮，不準搞浮誇，不準說假話，不準強迫命令，不準打人罵人，不準罰口糧，不準拆毀社員房屋，不準砍伐山林。20多年以後，在彭德懷早已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當地幹部和群眾對他當年規定的“八不準”，還記憶猶新。
直到返回北京中南海，農村幹部的作風問題，仍然令彭德懷放心不下。過了3個月，他藉著退還給生產隊蜂蜜折款的機會，又寫了一封長信，寄語烏石大隊的幹部。信中說：“回到北京住地，數星期以後，才發現你們送我一瓷壇蜂蜜。這是烏石生產大隊全體人民的勞動果實。我對中國人民和鄰友們無多貢獻，吾心為之不安，深感慚愧。擬將原物奉還，又不便投寄，約折款30元，請予查收，交大隊投入副業生產。”接著他寫道：“搞好生產，增加收入，是領導和群眾的共同要求。既然領導與群眾願望相一致，就應當堅持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工作方法。例如，長遠計劃與年度的具體工作安排，必須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去擬製。擬製以後又必須同群眾反覆研究，反覆商量，取得大多數群眾的支援和擁護。對於不同意的那部分群眾，還需要耐心地不斷地進行教育。長遠計劃也好，年度工作安排也好，如果不認真發動群眾，反覆討論，取得多數群眾的認識一致，計劃和安排即便是正確的，也難以完成各項任務。何況少數負責同志缺乏與群眾商量的精神，得不到群眾的熱情支援，工作任務當然要遭到挫折。”拳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