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稱為《五四指示》。1943年1月，鄧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幹會議的報告中，談到敵後困難時期的鬥爭時說：“特別是北方局、軍分會指出反蠶食鬥爭之後，收效很大。所以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根據地還始終是退縮的，五月以後則完全改觀。”
令人痛心的是，左權沒有能夠看到《五四指示》開花結果。《五四指示》成為他為保衛根據地做出的最後一個重大貢獻。1942年，在向敵後的敵後進軍、打破敵人蠶食中，敵後武裝工作隊發揮了巨大的威力。
1941年11月北方局會議上，彭德懷在報告中，曾提出八路軍和游擊隊應有計劃地到敵佔區去組織秘密武裝的設想。這一設想在他的心中尚未形成具體的方案。他亟力要尋找一種方式來實現這一設想。
很快地，他從各地的經驗中找到了答案：
冀中區報告說，有的偵察員依靠群眾的掩護，可以在敵人警戒森嚴的保定城內一住就是好幾天。
三八六旅旅長陳賡告訴他，該旅有一個連，在太谷敵佔區活動了很久，從刺探情報到破壞交通等等，搞了很多名堂。冀南有一批幹部到北方局來學習，彭德懷問他們：“敵人封鎖那麼嚴，你們是怎麼跑來的？”幹部回答：“是從‘維持村’過來的，在那些村子裡，還可以召開抗日會哩！”
晉察冀軍區報告，1941年夏，軍區曾組織過一種宣傳隊，在武裝的掩護下，深入敵佔優勢的地方開展政治攻勢，名為武裝宣傳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2年1月，彭德懷向軍區、軍分割槽提出組織武裝工作隊到敵佔區活動的建議。2月，北方局和八路軍野戰政治部聯合下達了關於組織武裝工作隊的指示，規定每個軍分割槽（旅）要組織一個到兩個30人至50人的武裝工作隊，隊長和政委由政治上強、又懂得軍事、相當於地委或強的縣委書記的幹部擔任，另配以知識分子及懂日文日語的幹部。工作隊經過訓練，越過敵人的封鎖線，進入敵佔區或敵人的格子網內，發動群眾起來開展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全面的對敵鬥爭。
武裝工作隊使敵佔區的群眾抗日活動有了政治核心和武裝支援。這年春天，冀南區部分根據地被敵摧毀控制，但同時，在武工隊的支援下，這部分地區有一部分村莊的抗日政權，仍然公開存在。彭德懷對這一情況十分興奮，總結武工隊的經驗，給武工隊制定了更成熟的方案。對武工隊員的要求、數量，工作隊的性質、任務，到活動方法，應掌握的政策、紀律等都有明確的規定。最重要的是，武工隊由一般的宣傳抗日、調查敵情、保護民眾、打擊漢奸，進而至擔負起在被敵人蠶食變質的地區再度恢復抗日政權，建立隱蔽根據地的任務。
根據彭德懷擬定的方案，八路軍各部派出的大批武工隊，組織精幹、紀律嚴明，政治強、覺悟高，又熟諳軍事，每個隊員既是戰鬥員，又是指揮員、組織員，能打仗又能獨立做政治工作。他們潛越封鎖線，進入格子網，三、五人一個小組，分合自如，出沒無常。敵人找不到他們，他們卻和老百姓經常見面，和群眾一起創造出許多方法來與敵人進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種鬥爭。如利用機會與日本士兵直接通話——上夜課；突襲佔領敵之會場，宣傳盟軍和我軍的勝利；訪問偽軍屬，透過偽屬給偽軍組織人員發“迴心抗日證”，記“善惡錄”等，促使其少做壞事，爭取進步；對破壞抗日的分子則發出警告。在八路軍和群眾的秘密幫助和爭取下，偽軍偽組織中的“兩面分子”實行“身在曹營心在漢”，採取許多辦法對付敵人。如敵人要偽軍放哨，“兩面分子”就盤假不盤真，放走抗日分子，卻故意與特務漢奸為難；敵人要偽軍去“掃蕩”，燒民眾屋，“兩面分子”不得已，就實行燒雜（豬羊圈、牛房等）不燒正（人居所）；敵人到游擊區去清鄉“兩面分子”就把那裡的抗日干部弄到據點內去隱蔽；偽情報機構中的“兩面分子”，則向敵人報假不報真，或“借刀殺人”，以假情報打擊死心塌地的漢奸。為保護民眾，有時，抗日遊擊隊的秘密小組在敵崗樓附近四處打槍，叫各村偽情報點一致報告：八路軍大部隊來了！嚇得敵人不敢外出騷擾，群眾減少損失，抗日組織則可乘機活動。武裝工作隊在敵佔區和格子網裡組織起民眾的抗日自衛團體，由一村到數村，由數村到數十村，互相聯合，互相聲援，齊心對敵，神出鬼沒，妙計百出，攪得敵人驚恐不安，說：“皇軍大大的來，八路軍小小的有；皇軍小小的來，八路軍大大的有。”彭德懷對群眾的鬥爭智慧和膽量讚歎不已，收集了許多事例來研究總結，指導推廣。以上，就是他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