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大規模“掃蕩”——“C 號作戰計劃”，歷時30餘日，終未達到摧毀太嶽、太行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總部、一二九師師部的自的。
沒有誰比彭德懷更深切、更痛心地感到左權犧牲的損失。誰來彌補這個空缺呢？
在彭德懷案頭擺著一份電報，短短兩行字，使這個問題似乎成為不必要。這是7月14日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從延安發來的，詢問彭德懷：“中央曾有一電，提出前總機關轉移晉西北的問題，徵求你的意見，收到否？你的意見如何？請復。”
彭德懷雖然還沒有收到中央的電報，但中央提出總部轉移晉西北，無疑是考慮敵後的困難局勢，顧慮總部的安全。他沒有想錯。
7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今明兩年內，敵後鬥爭將異常殘酷，我們要更善於熬過困難才能避免極大的損失與犧牲。敵人‘掃蕩’多注意摧毀主要首腦機關。此次襲擊，左權陣亡就是極大的教訓。”我們認為總部有移晉西北之必要。“”此種移動並未脫離敵後，對外是有理由說明。如不移動而受損失，則影響甚壞。“
總部和北方局被襲，左權和多名重要負責幹部犧牲，是抗戰以來八路軍首腦機關遭受的最大一次損失。彭德懷痛心反省，總結教訓：對敵人在戰術上的高度靈活變化估計不足；5月以來，總部集中注意於敵對冀中的空前殘酷的“掃蕩”，對敵人同時發動對太行區的突襲警惕不夠；總部、北方局機構與年俱增，非武裝人員過多，根據地邊沿民眾發動不充分，民主建政與減租減息工作不落實……
彭德懷向中央如實報告華北敵後特別是河北平原的嚴重形勢。在6月15日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中說： “敵後戰爭空前緊張，平原根據地之主要地區已變為游擊區。軍事力量與地方幹部嚴重損耗。山嶽地帶根據地在敵‘蠶食’‘三光’政策的‘掃蕩’摧毀下，有重大部分的緊縮。”但同時，反蠶食鬥爭、武工隊工作亦在有成效地開展：“這種積極防禦政策，近兩月在太行已取得顯著成績，山嶽區基本停止了飛速緊縮的現象。這表明敵後鬥爭堅持到勝利完全可能。但力量削弱、根據地緊縮也不可避免。”為應付嚴重環境，他向中央建議野政與北方局機關合並，同時提出：“北方局直屬單位過多，我個人兼職過多，能力固不勝任，精力亦難持久，如在嚴重環境發生意外，即會領導脫節，使工作受到損失。”彭德懷向中央提出3個來前方工作的參謀長人選：兼備文韜武略的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葉劍英；能征善戰，剛從蘇聯養傷回國，也恰恰是36歲的林彪；黨性堅強、熟悉敵後情況的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滕代遠，等候中央的答覆。
總部被襲後，劉少奇從中原返延安路過華北，根據沿途瞭解的情況，對華北的群眾工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劉少奇認為華北的群眾發動不夠，減租減息不徹底，在敵佔區表面應付敵人、實際為抗日工作的村政權不應叫“兩面政權”，而是非法鬥爭和合法鬥爭的結合；彭德懷則認為，在敵佔區不存在合法鬥爭的形式，是我們利用敵人的組織來欺騙敵人、發展自己，只能是“兩面政權”。儘管他們之間對工作估計和對“兩面政權” 的提法存在不同的看法，原則上，彭德懷接受了劉少奇的批評，決心以總部所在的麻田為點，深入開展減租減息，使廣大貧苦農民經濟狀況得到實際的改善，把根據地建立在更堅實的群眾基礎上。
彭德懷從各方面考慮怎樣扭轉局面，怎樣戰勝敵人，但沒有考慮總部後撤的問題。
中央鄭重地提出總部遷晉西北，又十分著重地徵求他的意見，他必須排除一切感情因素，完全冷靜地估計形勢、權衡利害，對這個明確的問題作出明確的答覆。
“誰能熬過最後的五分鐘，誰就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是延安《解放日報》1942年7月17日社論《外強中乾的敵奇襲戰術》中的一句話，彭德懷深信黑暗的時刻即將過去。儘管敵猖狂愈甚，敵後的鬥爭正在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深入，轉機就要到來。
在延安棗園，朱德、毛澤東等人一直等著彭德懷的回電以定大局。毛澤東十分著急，和朱德、工稼祥研究一陣，於7月15日再電催問。同時，答覆關於代替左權的人選問題：“林病仍重，不能工作，葉不能離開軍委，總部參謀長以滕為宜。”
16日晨，毛澤東收到彭德懷詳細陳述關於總部問題的覆電：彭德懷提出：如對外及實際還須保留集總，移晉西北只是為了避免損失，八路軍總部仍在晉東南為宜。列舉了幾個理由：
1）華北山區最大之太行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