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去。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邀請從前方和大後方回延安開會的幾個領導幹部在那裡聚會，中央組織部的一些青年幹部也在座，彭德懷高興地坐下來，和大家打招呼。
座中一個曾在北平師範大學上學的姑娘似乎引起了彭德懷的注意。她面目清秀，儀態文靜，在北平唸書時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21歲的年紀，已經有3年黨齡，經歷了在北平做黨的秘密工作的嚴峻考驗。
她就是不久後成為彭德懷妻子的浦安修。彭德懷和浦安修初逢之後，李富春做了他們之間婚姻的介紹人。滕代遠拿出自己一個月的津貼費——5元錢為老戰友祝賀新婚。幾個訊息靈通的戰友一起來吃了一餐較平素略為豐盛的晚飯，熱鬧了一番。
幾天後，戰爭又把彭德懷召回太行。他新婚的妻子也很快去到前方，在中共北方局工作，和他共度敵後漫長的烽火歲月。
1938年2月初，日軍從太原沿同蒲路兩側大舉南下。17日，閻錫山把同蒲線東曾萬鍾（第三軍）、李家鈺（第四十七軍）等外省軍隊的指揮權交給朱德、彭德懷，自己到黃河邊上的吉縣去了。
日軍在沿同蒲線南下的同時，又以大迂迴的戰術，用平漢路的第一軍一○八師團自邯（鄲）長（治）路直趨臨汾。日軍的目的在於打通同蒲線，奪取風陵渡，逼中國軍隊渡過黃河，以佔領整個華北。面對日軍的三面進攻，朱、彭決定八路軍總部向晉東南敵人的後方挺進。這是朱德、彭德懷根據中共中央“與華北共存亡”的號召，為挽救華北危局做出的一個極具膽略的重大決定。
2月24日，從長治向洪洞猛撲的2000餘日軍，在安澤縣府城鎮東10餘里處，遇到了一支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驕橫的日軍萬萬想不到，他們遇到的是將使他們在這塊土地上陷於泥淖、最後陷於滅頂之災的八路軍總司令部。威名赫赫的朱德總司令，正率領著這個司令部和總部特務團向他們進攻矛頭的逆方向前進。左權副參謀長指揮總部特務團和抗敵決死隊一部與日軍激戰兩日，掩護總部安全轉移。這時，彭德懷正以第二戰區右翼集團野戰司令部的名義，在高平、晉城地區，部署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出擊日軍側背，幫助在上黨地區陷入危境的友軍轉入太行、太嶽和中條山中。
正面戰場呈瓦解之勢，閻錫山、衛立煌對在同蒲路東正太路南的國土和各部隊實際已無法顧及，遂進一步將分散在這一地區的中央軍、地方軍和八路軍一二九師、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決死隊的一、三縱隊，劃為二戰區的東路軍，請朱德、彭德懷分任總、副指揮。
3月1日，彭德懷從高平前線趕回駐安澤縣南山交鎮的八路軍總部，帶回了國民黨友軍的情況：徐州吃緊，潼關告急，蔣介石恐華北日軍南下，增加中原戰場的壓力，嚴令華北各軍一兵一卒不許過黃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擊。但國民黨將領從來沒有打過無後方的仗，對運動戰、游擊戰更感神秘莫測，十分惶恐，希望得到八路軍的幫助。
一週前，毛澤東、任弼時曾致電朱德、彭德懷，要八路軍力勸近百萬友軍“萬萬不可過河”；要八路軍和友軍協同堅持晉南晉西戰局，轉入外線，反過採攻敵之背。
為鼓勵和幫助友軍堅持山西，3月24日，朱德、彭德懷在沁縣以南的小東嶺召開東路軍將領會議。國民黨將領李家鈺（第四十七軍軍長）、李默庵（第十四軍軍長）、曾萬鍾（第三軍軍長）、朱懷冰（第九十四師師長）、武士敏（第一六九師師長）、趙壽山（第十七師師長）、八路軍將領劉伯承、張浩、徐海東、李達、王新亭和決死隊薄一波等38人從各地趕來開會。閻錫山和衛立煌的代表、蔣介石的聯絡參謀也趕到會所。
國共的第二次合作處在黃金時代，過去在戰場交手的人，今日濟濟一堂，共商禦敵之計。
會議在小東嶺村關帝廟內舉行。朱德在開幕詞中詳細分析抗戰形勢，號召東路軍將領齊心協力，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堅持華北。
彭德懷在會上作關於東路軍作戰綱領的報告。
在詳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後，彭德懷要大家接受南京、太原淪陷的慘痛教訓，採用新的作戰原則：實行戰略上的防禦戰，戰術上的進攻戰；戰略上的持久戰與消耗戰，戰術上的速決戰與殲滅戰；運用運動戰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發展游擊戰以造成我基幹軍隊在運動中大量殲敵的機會。
彭德懷在報告中向友軍詳細講解運動戰和游擊戰的戰術，部隊的政治工作，民眾工作，敵軍工作和建立根據地的要求等。同時向將領訊提出蒜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