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中央的電報去讓彭德懷看，笑說：“中央來電催你馬上回國治病，我看你還敢違抗中央命令嗎？4月4日，中央再次來電催促。
1952年4月7日，彭德懷離開戰鬥了一年半的朝鮮前線，在平壤會晤金日成後，乘吉普車北去。沿途一輛輛被燒的汽車和坦克；一座座被炸成禿頭的山崗；一處處被毀成廢墟的城鎮；一群群失去親人的孤兒寡母；景象悽慘，觸目驚心，彭德懷緊蹙眉頭。他已經打了一輩子的仗，渴望著以戰爭的勝利換取國家的和平和安全。可今天，這個願望尚未實現。
4月12日，彭德懷回到北京。為了保密，化名“農業大學王校長”住進北京醫院。經手術治療後，於5月5日康復出院。這時朝鮮戰場己相對穩定，中央決定彭德懷留北京接替周恩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調陳賡回國創辦軍事工程學院，命令鄧華為中國人民志願軍代司令員。
第24章 贏得和平
1952年8月31日，彭德懷同金日成一起，作為斯大林的客人前往莫斯科訪問，在克里姆林宮與斯大林舉行了兩次會談，主要是交談朝鮮戰場和停戰談判的情況。在第二次會談後，斯大林設宴招待金日成和彭德懷。深夜席散，人們陸續走出餐廳，在取衣帽時，斯大林走到彭德懷身旁，再次表示他對英雄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慰問，並向彭德懷問起朝鮮戰場上的戰俘處理問題。斯大林對彭德懷根據我軍一貫寬待俘虜政策處理朝鮮戰場戰俘的工作表示讚賞。彭德懷結束了與斯大林會談後，於9月16日回到北京。
美方為挽回在朝鮮戰場上的被動局面，於10月8日單方面中止己進行10個月的關於戰俘問題的談判。14日，美軍在金化上甘嶺地區發起進攻（代號“攤牌作戰”），先後投入美軍1個師和1個空降團，南朝鮮2個師，共6萬餘人，動用坦克170餘輛，飛機3000多架次，火炮300多門，來勢洶洶。
這時，彭德懷剛從莫斯科回到北京。他認為，志願軍一方面要堅決頂住新上任的“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的“攤牌行動”，還要提防克拉克重演“仁川登陸”這一招。於是，在10月底上甘嶺戰役激烈進行之際，彭德懷便離京赴遼東沿海，進行反敵登陸作戰的準備。在安東召開了空軍作戰會議後，他冒著凜冽的寒風，沿著海岸，對東起鴨綠江江口，西至大連的地區進行勘察和部署防禦，準備以這個地區作為中國軍隊從側翼打擊美軍登陸的出發地。
回京後，彭德懷根據毛澤東關於“志願軍應從肯定敵人要從西海岸清川江至漢川江登陸這一基點出發，來確定行動方針”的指示，召開了一系列軍事會議進行部署。之後，又於1953年初專程到華東地區實地勘察，佈置東南沿海的防務。著重研究敵人可能來襲的登陸點和戰略企圖，確定沿海守備部隊的作戰任務和指導方針。
志願軍為粉碎“聯合國軍”的金化攻勢（“攤牌行動”）而進行的異常激烈的上甘嶺防禦作戰持續了43 個晝夜，最後守住了原防禦的陣地，共殲敵2。5萬餘人。此役志願軍的防空部隊和地面部隊共擊落擊傷敵機270餘架，美軍再不能仗恃其空中優勢了。到 1952年年末，志願軍既粉碎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強大攻勢，又對其在中朝聯軍側後方實行登陸的陰謀保持了高度的戒備。
1953年春天的朝鮮戰場，呈現出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緊密交織的複雜局面，美國急於從朝鮮戰場脫身，又不甘心接受中朝方面提出的停戰條件，總想用軍事手段逼迫中朝就範。艾森豪威爾當選美國總統後，提出：“必須欣然接受（戰爭）要求我們所作的任何犧牲”。“要用軍事的辦法解決朝鮮戰爭”，並特別說明這個辦法“不可避免地要影響到臺灣”。
針對艾森豪威爾的挑戰，2月7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鄭重宣告：“我們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國主義一天不放棄它那種蠻橫無理的要求和擴大侵略的陰謀，中國人民的決心就是隻有同朝鮮人民一起，一直戰鬥下去。”
這時，中朝軍隊已在“三八線”以北增修了坑道700多公里，構築起鋼鐵防線，加修了重要的鐵路、公路，儲備了半年以上的食品和彈藥，進行了一連串的反登陸軍事演習。中國的華東地區也完成了防禦作戰的準備。
在中朝方面基本完成反登陸部署的情況下，“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於2月22日給金日成和彭德懷發來進行交換病傷戰俘、恢復談判的信函。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懷覆函克拉克同意交換病傷戰俘，並提出立即恢復停戰談判的建議，美方很快表示同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