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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昌偕解釋說：“這完全是袁文才挑撥起來的。他在紅四軍政治部看了‘六大’決議案關於土匪那一段原文，回到井岡山後對王佐說，我們怎樣忠心，也不會被信任。”
鑑於事態嚴重又緊急，彭德懷找紅五軍軍委成員討論後與特委商定，派劉宗義（即張純清）率四縱隊前往永新，穩住局面，待弄清情況後，再決定處置辦法。四縱隊接近永新縣城浮橋時，被袁、王部察覺，王佐率部隊從城內衝出，過浮橋被擠落水淹死。袁文才在住處被朱昌偕領人殺死。袁、王部隊有幾十人衝過浮橋，逃回井岡山，投了國民黨靖衛團，經常下山騷擾；另一部分人逃散回家；餘下的人少數參加了紅軍，編入紅六軍，多數加入自衛團，後改編為湘贛獨立團，受特委直接領導。
一個不應該發生的悲劇發生了，袁文才、王佐死在自己同志的手裡。這一事件給湘贛邊革命造成一定損失。井岡山從此落入國民黨之手，直到1950年人民解放軍南下才獲得解放。
後來，彭德懷在回憶這一歷史事件時，承擔責任說：“我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
1930年春，國內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趨激化，蔣介石和西北馮玉祥；山西閻錫山之間的大規模戰爭即將爆發。各派軍閥無暇他顧，減輕了對革命根據地的壓力。
彭德懷利用有利時機率紅五軍一、三、四縱隊連克安福、分宜、袁州（今宜春），使永新、蓮花、寧岡、泰和、遂川、安福全縣和茶陵、酃縣一部分蘇區連成一片，湘贛邊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紅五軍也發展成為一支幾千人的強勁隊伍。
不久，紅五軍一、三、四縱隊經瀏陽進至長壽街，與從瀏陽一帶開回的第二縱隊和從鄂東瑞昌、陽新返回的第五縱隊會合，5月6日向平江城發動進攻，第二次佔領平江。
為避免與敵打硬仗，彭德懷決定一縱隊暫留平、瀏地區堅持游擊戰爭，鞏固和擴大根據地。自己率二、三、四縱隊於5月8日下午撤出平江。以一部經南江橋向嶽州（即岳陽）及湖北通城方向進發，給敵造成要奪嶽州或通城的錯覺。而主力則向東北開進，奪取修水。不久，又向湖北移動，在大冶、陽新邊界處，出敵不備，擊潰援敵郭汝棟旅主力，乘勝追擊，一舉佔領黃石港。郭殘部驚慌失措，在英、美、日軍艦掩護下，渡到北岸，紅軍無炮，眼看著敵人逃掉了。
6月6日，紅五軍軍委在大冶劉仁八召開擴大會議，聽取出席5月在上海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和全國紅軍代表會議代表滕代遠、何長工傳達會議精神。這兩次會議都有些“左”的錯誤，提出紅軍“無條件擴大”，規定其主要任務是“進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要紅五軍擴編為三軍團，8月1日前擴大到5萬人，進攻武昌，以配合紅—軍和二軍團奪取漢陽、漢口，一軍團奪取南昌、九江。彭德懷認為會議佈置的任務脫離實際，在會上直抒己見說：紅五軍不過七八千人在1個多月之內怎能擴大到5萬人呢？武昌城有敵軍5個團據守，修了堅固的工事，江面上布有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軍艦；嶽州駐有錢大鈞12個團，羅霖師駐在陽新。在這種情況下，進攻武昌，有全軍覆滅的危險。他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首先消滅鄂東南各縣反動武裝，然後發動群眾，建立政權，擴大紅軍，為攻打武昌作準備。會議透過了這個方案，決定成立紅三軍團前敵委員會，由彭德懷任前委書記。
擴大會議後，在大冶馬底驛成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下轄五、八兩軍，彭德懷任軍團總指揮，滕代遠任軍團政治委員，鄧萍任軍團參謀長，袁國平任軍團政治部主任。五軍軍長、政治委員、參謀長由彭德懷、滕代遠、鄧萍兼任。八軍軍長為李燦（後由何長工代理），政治委員為鄧乾元，參謀長為盧匿才。6月下旬，彭德懷率紅三軍團以風馳電掣般的速度，先後攻佔了咸寧、蒲圻、鄂城、嘉魚、通山、通城，殲滅了大量反動武裝，揚言攻打武昌。蔣介石信以為真，把錢大鈞兩個師從嶽州運往武昌加強防務。彭德懷獲知嶽州空虛，率紅三軍團乘勝揮師西進直逼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