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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沙撤出後，彭德懷深感打大城市的做法行不通，因而在會議上支援毛澤東的立場。因為持反對意見的多系三軍團的幹部，當時，彭德懷這一票就非常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說：“我這一票在當時是起相當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邊，哪一邊就佔優勢。”① 最後，會議透過了毛澤東的作戰計劃。
彭德懷和滕代遠回到三軍團，立即召開幹部會議，貫徹方面軍總前委作戰方針，準備過贛江。會上部分幹部仍不肯東渡，力主一、三軍團夾江而陣，認為這樣既可集中消滅敵人，又可分兵湘贛、湘鄂贛、湘東南進行遊擊戰爭。甚至提出一、三軍團分家的意見。紅三軍團的幹部為什麼在渡江問題上反應如此強烈？彭德懷認為其原因在於紅三軍團的五軍、八軍多數是平（江）、瀏（陽）、陽（新）、大（冶）的農民，有地方觀念，不願遠離家鄉渡江作戰；他們還擔心過江後，把在湘贛兩江之間建立起來的根據地丟掉。針對這些思想，彭德懷向指戰員耐心說明，三軍團過江後，湘贛、湘鄂贛仍有武裝部隊堅持鬥爭，根據地不但不會丟掉，還會得到發展和鞏固。大家聽到三軍團過江後各地仍有紅軍堅持鬥爭，情緒就穩定下來了。
幾天後，周以慄來紅三軍團司令部開幹部會，進一步動員渡江。會議開了整整一天。彭德懷帶領一部分人外出籌備船隻，回來會議還沒有結束。彭德懷進屋，只聽好“放炮”的杜中美慷慨激昂地說：“為什麼兩個軍團不能夾江而陣，非要過江？我們有意見，就說是地方主義。”他一說，會議氣氛又立刻緊張起來。彭德懷向前一站，果斷地說：現在最要緊的是消滅進攻之敵，誰有意見，待過江後再討論。我彭德懷是一定過江的，前委的決定是正確的，紅軍要打遍全中國，讓全國工農弟兄都過好日子，不要只戀著自己家鄉那塊蘇區。
杜中美等人見軍團長態度如此堅定不移，便放棄了夾江而陣的主張，從而避免了紅軍的分裂。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談到紅軍的歷史時說：彭德懷對三軍團一部分人贊成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三軍團從紅軍分離出來的傾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維護了在他的指揮下的部隊的團結和他們對上級指揮部的忠誠”。
1965年9月毛澤東約見彭德懷時，又談到這個問題，說：“在立三路線時，三軍團的幹部反對過贛江，你說要過贛江，一言為定即過了贛江。”彭德懷這次的“一言為定”，對紅軍粉碎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有重要意義。
彭德懷率紅三軍團渡過贛江，駐在東固東山壩。這時，中央蘇區正在開展“肅清”“AB②團”的鬥爭，許多幹部被誣為“AB團”要犯，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委劉敵亦被誣控。他與紅二十軍獨立營密商後，率部衝至富田，包圍了省行動委員會，繳了警衛連的槍支，釋放了大批被錯捕的幹部，成為震動全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的一天，紅三軍團前委秘書長周高潮突然收到一個不知姓名的年輕人交給彭德懷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澤東給古柏的信，信中要古柏在審訊“AB團”時進行逼供，把彭德懷打成“AB團”。另附《告同志和民眾書》，上寫著：“黨內大難已經到了，毛澤東叛變投敵了”，要“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
事情如此嚴重，信不信呢？彭德懷看過材料，回想一年多來對毛澤東的印象，如率秋收起義軍上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膽識，傳達“六大”決議時的認真嚴肅的態度，對行軍中錯殺群眾者的堅決處理，對紅五軍守井岡山問題上的自我批評，等等，這一切都說明毛澤東是一個可信賴的同志，決不會背地裡搞陰謀，置戰友于死地。
彭德懷覺得這封信大有文章，仔細看來信的筆跡，雖然酷似毛體，但落款處的日期是阿拉伯字，而毛澤東一貫是署中文數字的。他又想，信系給古柏的，為何又送到這裡？足以說明來信是偽造的，其目的顯然是要挑撥一、三軍團關係，分裂紅軍。在國民黨軍隊猖狂向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之際，不能對此掉以輕心。在與滕代遠、袁國平等商議後，彭德懷寫了一篇《紅三軍團宣言》，宣告說：“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是敵人分裂紅軍的陰謀。一、三軍團要團結一致，擁護毛澤東，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