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的檢討經驗教訓”。
5月26日，在洛川縣土基鎮，彭德懷主持召開了西北野戰軍第二次前委擴大會議。賀龍、林伯渠、習仲勳、王維舟等參加了會議。這是西北戰場在這次西府戰役中遭受到較大挫折之後召開的，出席會議的縱、旅領導素知彭德懷嚴於治軍，所以會議一開始，氣氛就比較緊張，連平時愛說愛笑的人這時也很嚴肅。會上，彭德懷作了春季攻勢概況的總結講話，指出：出擊西府的方針是正確的，取得了很大戰果：光復延安，奪取洛川，擴大與鞏固了黃龍分割槽，殲敵2。1萬多人，一度攻克縣城14座，摧毀敵人西北供應基地寶雞，擴大了我黨在蔣管區的政治影響。同時，對“未能完成建立麟（遊）千（濟山）根據地及收復隴東、收復三邊的任務”，他作了嚴肅的自我批評，認為這是因為在戰役指導上犯了若干錯誤，說：“特別是我應負主要責任”。彭德懷總結西府戰役在指導上的錯誤是：過分強調突然性的一面，怕暴露我軍企圖，行動前因糧食困難，時間倉促，戰役的準備不充分；對四縱隊黨委會中存在嚴重自由主義，對幹部遷就放任，內部不團結，鬥志不堅強等問題，未深刻了解；在敵情判斷上，對胡宗南能集結11個旅增援寶雞估計不足；對馬步芳實力亦估計過小，特別是對胡、馬兩部積極配合認識不深刻。由於敵大我小的客觀情況，主觀上總想利用敵人陣營的若干矛盾，過分強調利用敵人矛盾才吃了虧。說到這裡，彭德懷用手指著自己的腦門說：“彭德懷呀彭德懷，你的馬列主義就是沒有學通，一格一格的。只看到胡馬互相矛盾的一面，忽視胡馬兩軍在反共反人民這一基本點上完全一致的一面。”他十分沉痛地說：“出動前準備不充分，個別縱隊內部情況瞭解不深刻，對敵人估計不足等三項，戰役領導機關與戰役直接指導者應負責任，也就是我個人應負更多的責任。”在停頓片刻之後，他感慨說：我們打了禮泉，應觀望一下再打出去，沒停。打了扶風，應該背靠麟遊，鉗制馬軍，消滅胡軍一部，可是我們又前進了。一個人哪，“懸崖勒馬”是不容易的。事過20餘年後，在《彭德懷自述》中，他又一次總結了這次戰役在指導上的深刻教訓，寫道：“當時想乘勝進攻寶雞，破壞胡宗南後方，縮短西北戰爭時間。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產生了輕敵思想。”“過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觀主義，在行動上是冒險主義，而且往往發生於連續大勝之後。”
在土基前委擴大會上，彭德懷對造成戰役被動局面負有直接責任的部隊負責人，也毫不留情，當眾嚴責。他說：四縱隊負責同志採取嚴重的自由主義態度，己影響其內部團結，以致邪氣抬頭，正氣受到壓制，發展到不執行命令，幾次喪失有利戰機，放棄與放走可能與應該消滅的敵人。在歷數了一件件失職行動後，彭德懷聲色俱厲地說：“這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從給革命所造成的損失說，是應該砍腦殼的！”彭德懷越說越怒不可遏，質問四縱隊負責幹部：你有電臺，完全可以請示報告，敵人力量大抗不住也可以報告。而你既不抗擊於岐山之東，又不抗擊於岐山之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鄰部隊，又不告訴我們，總該打個招呼吧！部隊在行軍路上住老鄉的房子，走時還給房東打招呼嘛！你們的組織紀律性哪裡去了？！一席話說得縱隊負責人羞愧沉痛，不敢抬頭正視臺上的彭德懷。參加會議的人也一個個屏息靜氣，會場鴉雀無聲。彭德懷話語尖銳，但件件是事實。為幫助犯錯誤者提高認識，他剖析了部隊中存在的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指出其本質是“缺乏階級責任心，考慮問題不從全域性出發，從個人得失出發，區域性安危出發”， “以致違犯紀律，損害革命利益在所不顧”。彭德懷環視會場，看著一張張飽經風霜的熟悉的面孔，加重語氣說：“戰爭是流血的鬥爭，要求各級軍事指揮員、政治委員要有高度的責任心，不能絲毫疏忽。”指揮員失職，必然帶來意外的損失和不應有的流血犧牲！
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到土基鎮後，同縱隊首長廣泛交談。經過調查研究後，他在5月31日講話指出：西府戰役“彭總的決心是正確的。我們繳獲了不少彈藥、武器、汽車和物資，特別是因此收復了延安，對全國全世界影響很大”。“但是，在實現彭總這一正確決心的過程中，某些將領出了毛病，造成了美中不足。……至於不執行命令，那是平時治軍不嚴造成的，黨紀軍紀所不容。問題在下面，責任在上頭，縱隊首長要承擔主要責任”。最後，賀龍指出要搞好整訓，檢討經驗教訓，準備再次打出去。前委擴大會議貫穿了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對西府、隴東戰役，認真地從戰役、戰鬥指揮，部隊協同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