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北大（1）
北大建立於1898年，到明年整整一百年了，稱之為“與世紀同齡”，是當之無愧的。我生於1911年，小北大十三歲，到明年也達到八十七歲高齡，稱我為“世紀老人”，雖不中不遠矣。說到我和北大的關係，在我活在世界上的八十七年中，竟有五十一年是在北大度過的，稱我為“老北大”是再恰當不過的。由於自然規律的作用，在現在的北大中，像我這樣的“老北大”，已寥若晨星了。
在北大五十餘年中，我走過的並不是一條陽關大道。有光風霽月，也有陰霾蔽天；有“山重水複疑無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後者遠遠超過前者。這多一半是人為地造成的，並不能怨天尤人。在這裡，我同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別是其中的知識分子，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大家彼此彼此，我並沒有多少怨氣，也不應該有怨氣。不管怎樣，不知道有什麼無形的力量，把我同北大緊緊縛在一起，不管我在北大經歷過多少艱難困苦，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邊緣上，我仍然認為我這一生是幸福的。一個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麼輪迴轉生。在我這僅有的可貴的一生中，從“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鏡悲白髮”的耄耋之年，我從未離開過北大。追憶我的一生，怡悅之感，油然而生，“雖九死其猶未悔”。
有人會問：“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這個問題是我必須答覆的。
記得前幾年，北大曾召開過幾次座談會，探討的問題是：北大的傳統究竟是什麼？參加者很踴躍，發言也頗熱烈。大家的意見不盡一致，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我個人始終認為，北大的優良傳統是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有人主張，北大的優良傳統是革命。其實真正的革命還不是為了愛國？不愛國，革命幹嗎呢？歷史上那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以暴易暴”的改朝換代，應該排除在“革命”之外。
講到愛國主義，我想多說上幾句。現在有人一看到“愛國主義”，就認為是好事，一律予以肯定。其實，倘若仔細分析起來，世上有兩類性質截然不同的愛國主義。被壓迫、被*、被屠殺的國家或人民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愛國主義，而壓迫人、*人、屠殺人的國家或人民的“愛國主義”則是邪惡的“愛國主義”，其實質是“害國主義”。遠的例子不用舉了，只舉現代的德國的法西斯和日本的軍國主義侵略者，就足夠了。當年他們把“愛國主義”喊得震天價響，這不是“害國主義”又是什麼呢？
而中國從歷史一直到現在的愛國主義則無疑是正義的愛國主義。我們雖是泱泱大國，那些皇帝們也曾以“天子”自命而沾沾自喜。實際上從先秦時代起，中國的“邊患”就連綿未斷。一直到今天，我們也不能說，我們毫無“邊患”了，可以高枕無憂了。我們決不能說，中國在歷史上沒有侵略過別的國家或民族。但是歷史事實是，絕大多數時間，我們是處在被侵略的狀態中。我們有多少“金龍天子”被圍困，甚至被俘虜；我們有多少人民被屠殺，都有史蹟可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中國在歷史上出的偉大的愛國者之多，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及。漢代的蘇武，宋代的岳飛和文天祥，明代的戚繼光，清代的林則徐，等等，至今仍為全國人民所崇拜。至於戴有“愛國詩人”桂冠的則更不計其數。難道說中國人的誕生基因中就含有愛國基因嗎？那樣說是形而上學，是絕對荒唐的。唯物主義者主張存在決定意識。我們祖國幾千年的歷史這個存在，決定了我們的愛國主義。
我和北大（2）
現在在少數學者中有一種議論說，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內戰，沒有外敵侵入，日本、英國等的“八國聯軍”是例外。而當年的匈奴、突厥、遼、金、蒙、滿等族的行動，只是內戰，因為這些民族今天都已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了。這種說法，我實在不敢苟同。這是把古代史現代化，沒有正視當時的歷史事實。而且事實上那些民族也並沒有都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擺在眼前：蒙古人民共和國赫然存在，你怎麼解釋呢？如果這種論調被認為是正確的話，中國歷史上就根本沒有愛國者，只有內戰犧牲者。西湖的岳廟，遍佈全國許多城市的文丞相祠，為了“民族團結”都應當立即拆掉。這豈不是天下最荒唐的事情！連漢族以外的一些人也不會同意的。我認為，我們今天全國五十六個民族確實團結成了一箇中華民族的大家庭，這是空前未有的，這應該歸功於中國共產黨，歸功於我們全體人民。為了建設我們的偉大祖國，我們全國各族人民，都應當像愛護自己的眼球一樣，維護我們的安定，維護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