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文的評價是：“考證謹嚴，對斯學至有貢獻。”
一九四九年
《列子與佛典》
《列子》是一部偽造的書，這久成定論，無人反對。但是偽造的時間和人究竟是何時和何人，卻缺乏深入的探討。我在《列子》和竺法護譯的《生經》中都找到了《國王五人經》的故事，前者抄襲後者，決無可疑。《生經》譯出時間是能確定的，因此偽造《列子》的時間也就隨之而能確定。《生經》譯於西晉太康六年（285年），因此《列子》的成書不會早於這一年。至於《列子》的作者，就是故弄玄虛的張湛。
胡適之先生寫信給我說：“《生經》一證，確鑿之至。”
出路主流中的一個小漩渦——《浮屠與佛》
初回到北京，我根本沒有考慮吐火羅文的問題，我早已在思想上把它完全放棄了。我偶然讀《胡適論學近著》，裡面有談到漢譯“浮屠”與“佛”字誰先誰後的文章，而且與陳援庵（垣）先生關於這個問題有所爭論，好像雙方都動了點感情。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興趣。我想到吐火羅文ptā�kⅲ黷這個詞，也寫作pⅲ黷tā�kⅲ黷；這個詞是由兩部分或兩個字組成的，前一半是ptā或pⅲ黷tā，後一半是�kⅲ黷。�kⅲ黷是“神”，舊譯“天”，ptā或pⅲ黷tā是梵文Buddha的吐火羅文寫法。中國過去有些人總以為Buddha的音譯是“浮屠”、“佛陀”等等，而“佛”字只是“佛陀”的省略。可是在中國古代漢譯佛典中，“佛”字先出，而“佛陀”則後出，說前者不可能是後者的省略，毋寧說後者是前者的延伸。那麼，“佛”字應該說首先出於吐火羅文的pⅲ黷，因為最初佛教並不是直接由印度傳來的，而是透過月支的媒介。在這樣的考慮下，我就寫成了這一篇論文《浮屠與佛》。文中也不是沒有困難。對應漢文“佛”字的應該是以濁音b開頭，而不是清音p。為此我還頗傷了一番腦筋，特別請周祖謨先生為我解決了這個問題。當時我眼界不寬，其實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到了幾十年以後，這個問題才終於得到了圓滿的解決（見下面回憶）。
回到祖國（7）
文章雖寫了，我卻並沒有自信。乘到清華園晉謁陳寅恪師之便，向他讀了一遍我的論文，他當時眼睛已完全失明。蒙他首肯，並推薦給了當時學術地位最高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在第二十本上。
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六年
陷入會議的漩渦中
一九四九年迎來了解放。當時我同北大絕大多數的教授一樣，眼前一下子充滿了光明，心情振奮，無與倫比。我覺得，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分為兩段或者兩部分的話，現在是新的一段的開始。當時我只有三十八歲，還算不上中年，涉世未深，幻想特多，接受新鮮事物，並無困難。
我本來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際；又是一個上不得檯面的人。在大庭廣眾中、在盛大的宴會或招待會中，處在衣裝整潔、珠光寶氣的男女社交家或什麼交際花包圍之中，渾身緊張，侷促不安，恨不得找一個縫鑽入地中。看見有一些人應對進退，如魚得水，真讓我羨煞。但是命運或者機遇卻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臺上；又把我推進了社會活動的中心，甚至國際活動的領域。
人民政府一派人來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一方面處理系裡的工作。有一段時間，由於國家外交需要東方語言的人才，東語系成為全校最大的系。教員人數增加了十倍，學生人數增加了二百多倍，由三四人擴漲到了八百人。我作為系主任，其工作之繁忙緊張，概可想見。另一方面，我又參加了教授會的籌備組織工作，並進一步參加了教職員聯合會的籌備組織工作。看來黨組織的意圖是成立全校的工會。但是，到了籌建教職員聯合會這個階段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北大工人反對同教職員聯合。當時“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教職員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哪裡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這樣一來，豈不是顛倒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地位！這哪裡能行！在工人們眼中，這樣就是黃鐘譭棄，瓦釜雷鳴，是絕對不行的。幸而我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及時發了話：“大學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階級。”有了“上頭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頂。北大工會終於成立起來了。我在這一段過程中是活躍分子。我擔任過北大工會組織部長、秘書長、沙灘分會主席，出城以後又擔任過工會主席。為此我在“*”中還多被批鬥了許多次。這是對我非聖無德行為的懲罰，罪有應得，怪不得別人。此是後話，暫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