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出來也不地道。每每看到一些男女交際花，在人群中走來走去，如魚得水，左邊點頭，右邊哈腰，臉上作微笑狀，縱橫捭闔，折衝樽俎，得意洋洋，顧盼自雄，我真是羨慕得要死，可我做不到。我現在之所以被人看作社會活動家，甚至國際活動家，完全是環境造成的。是時勢造“英雄”，我是一隻被趕上了架的鴨子。
可是現在回想起來，我在新育小學時期，性格好像不是這個樣子，一點也不內向，而是外向得很。我喜歡打架，欺負人，也被人欺負。有一個男孩子，比我大幾歲，個子比我高半頭，總好欺負我。最初我有點怕他，他比我勁大。時間久了，我忍無可忍，同他幹了一架。他個子高，打我的上身。我個子矮，打他的下身。後來摟抱住滾在雙槓下面的沙土堆裡，有時候他在上面，有時候我在上面，沒有決出勝負。上課鈴響了，各回自己的教室。從此他再也不敢欺負我，天下太平了。
我卻反過頭來又欺負別的孩子。被我欺負得最厲害的是一個名叫劉志學的小學生，歲數可能比我小，個頭差不多，但是懦弱無能，一眼被我看中，就欺負起他來。根據我的體會，小學生欺負人並沒有任何原因，也沒有什麼仇恨。只是個人有勁使不出，無處發洩，便尋求發洩的物件了。劉志學就是我尋求的物件，於是便開始欺負他，命令他跪在地下，不聽就拳打腳踢。如果他鼓起勇氣，抵抗一次，我也許就會停止，至少會收斂一些。然而他是個窩囊廢，一絲抵抗的意思都沒有。這當然更增加了我的氣焰，欺負的次數和力度都增加了。劉志學家同嬸母是拐彎抹角的親戚。他向家裡告狀，他父母便來我家告狀。結果是我捱了嬸母一陣數落，這一幕悲喜劇才告終。
從這一件小事來看，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算是一個內向的孩子。怎麼會一下子轉成內向了呢？這問題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現在忽然想起來了，也就順便給它一個解答。我認為，《三字經》中有兩句話：“性相近，習相遠。”“習”是能改造“性”的。我六歲離開母親，童心的發展在無形中受到了阻礙。我能躺在一個非母親的人的懷抱中打滾撒嬌嗎？這是不能夠想象的。我不能說，叔嬸虐待我，那樣說是謊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視，卻是可以感覺得到的。比如說，做衣服，有時就不給我做。在平常瑣末的小事中，偏心自己的親生女兒，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為怪。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對於這些事情並不敏感。但是，積之既久，在自己潛意識中難免留下些印記，從而影響到自己的行動。我清晰地記得，向嬸母張口要早點錢，在我竟成了難題。有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們都在院子裡鋪上席，躺在上面納涼。我想到要早點錢，但不敢張口，幾次欲言又止，最後時間已接近深夜，才鼓起了最大的勇氣，說要幾個小制錢。錢拿到手，心中狂喜，立即躺下，進入夢鄉，睡了一整夜。對一件事來說，這樣的心理狀態是影響不大的，但是時間一長，性格就會受到影響。我覺得，這個解釋是合情合理的。
回憶新育小學（4）
我在這裡必須補充幾句。我為什麼能夠從鄉下到濟南來呢？原因極為簡單。我的上一輩大排行兄弟十一位，行一的大大爺和行二的二大爺是親兄弟，是舉人的兒子。我父親行七，叔父行九，還有一個十一叔，是一母一父所生。最後一個因為窮，而且父母雙亡，送給了別人，改姓刁。其餘的行三四五六八十的都因窮下了關東，以後失去了聯絡，不知下落。留下的五個兄弟，大大爺有一個兒子，早早死去。我生下來時，全族男孩就我一個，成了稀有金屬，傳宗接代的大任全壓在我一個人身上。在我生前很多年，父親和九叔不到二十歲的時候，失怙失恃，無衣無食，兄弟倆被迫到濟南去闖蕩，經過了千辛萬苦，九叔立定了腳跟。我生下來六歲時，把我接到濟南。如果當時他有一個男孩的話，我是到不了濟南的。如果我到不了濟南，也不會有今天的我。我大概會終生成為一個介乎貧僱農之間的文盲，也許早已不在人世，墓木久拱了，所以我畢生感謝九叔。上面說到的那一些家庭待遇，並沒有逾越人情的常軌，我並不懷恨在心。不過，既然說到我的小學和我的性格，不得不說說而已。
回家路上
我的家距離新育小學並不算遠。雖然有的地方巷子很窄，但都是青石鋪路，走上去極為平坦，舒適，並沒有難走的地方。
我同一般的比較調皮的小孩子一樣，除非肚子真餓了，放學後往往不立即回家，在路上同一些小朋友打打鬧鬧，磨蹭著不肯回家。見到什麼新鮮事兒，必然擠上去圍觀。看到爭吵打架的，就更令我們興奮，非看個水落石出不行。這一切都是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