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簡報》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對前方戰爭領導，留在後方中央局同志對於過去前方領導不能統一，認為戰爭領導必須求得專一獨斷，迅速決定問題，提出由恩來同志負責戰爭領導總責，澤東同志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
周恩來怎麼辦呢？他先是在口頭上批評了毛澤東：前方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但他又指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他提出了兩種方案，供會議討論，如《簡報》所述：周恩來同志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恩來同志亦在前方負監督行動總方針責任。
不論哪種方案，周恩來都要把毛澤東留在前方，要毛澤東指揮第四次反“圍剿”。他否定了後方首腦們要毛澤東“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的意見。周恩來的後一種方案，顯然是後方首腦們所不能接受的。經過一番論戰，如《簡報》所記錄：大多數同志認為毛同志承認與瞭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最後是透過了恩來同志第一種意見，但最後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既然會議已最後“透過了恩來同志第一種意見”，怎麼又“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回後方呢？那是毛澤東面對會議的決議表態了：既然蘇區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他的總政委之職，他很難在前方“助理”。於是，他提出回後方養病，“必要時到前方”。就這樣，寧都會議以後方首腦的大勝利降下了帷幕。就這樣，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始人、一手撫育紅軍壯大、成功地指揮了三次反“圍剿”的毛澤東，痛苦地被剝奪了軍權，默默地回到曾棟材家的黃泥草屋。周恩來趕往草屋，看望毛澤東，安慰毛澤東。毛澤東對周恩來表示：“軍事工作我還願意做，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就這樣，十月十日，周恩來在一份電報中寫道：“澤東同志因病請假回後方。”根據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十月十二日，中革軍委正式釋出通令，公開了毛澤東離開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工作崗位的訊息，只是採用了婉轉的“外交辭令”，寫成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寫成了“暫回”後方：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
當此革命猛烈向前發展的時候，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發展，是十二萬分重要的。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志，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軍，希轉飭所屬知照。
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懷
經過“粉飾”的通令，看上去毛澤東屬“正常工作調動”。十月十四日，紅一方面軍釋出的戰役計劃上，最後的署名是：“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代總政委周恩來。”周恩來在計劃上注了一句：“如有便，請送毛主席一閱。”十月二十六日，中共臨時中央來電，正式撤銷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任命周恩來兼任這一職務。這樣，前方的電報由“周、毛、朱、王”，變為“周、朱、王”。至此，圍繞毛澤東的一場格鬥，該算是結束了。然而，那“餘波”仍在前、後方首腦之間激盪。十一月十二日，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致電上海中共臨時中央，認為“這次會議是開展了中央局內部從未有過的兩條戰線的鬥爭，打破過去的遷就和平狀態。”他們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周恩來：“周恩來同志會前與前方其他同志意見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在報告中更未提到積極進攻，以準備為中心的精神來解釋中央指示。”“不給毛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問題為他解釋掩護，這不能說只是態度溫和的問題。”“我們認為恩來同志在鬥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該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周恩來呢，他也致電上海中共臨時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見：“我承認在會議中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採取了溫和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
周恩來反駁了後方中央局關於他“調和”的批評，他指出：“認為未將這次鬥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鬥爭戰線，我不能同意。”周恩來還寫道：“後方同志主張召回澤東，事前並未商量好，致會議中提出後解決頗為困難。”這表明，調毛澤東回後方，是後方首腦們在會上提出，事先並未徵求過周恩來的意見！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研究了雙方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