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所說的毛澤東“不尊重黨領導機關”，也就是不顧後方蘇區中央局的反對，釋出《訓令》，因而也就造成“組織觀念的錯誤”。《簡報》還透露：
會議中批評澤東同志認為早應北上，過去七個月都錯誤了之不正確觀點，指出這是動搖並否認過去勝利成績、掩蓋了領導上所犯錯誤。“過去七個月”，是從打贛州算起。在毛澤東看來，“過去七個月”確實“都錯誤了”：他反對打贛州，果真，打贛州失利；他主張東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對，但是打漳州大勝。這表明正確的是他，錯誤的是中共蘇區中央局。
可是，後方首腦們卻完全顛倒過來說：
打贛州，“依據當時情況都是絕對需要的”，而且“攻贛本有克城可能”，只不過“因對敵必守中心城市的估計不足”以及“爆破技術有缺點”，這才“未能克城而撤圍”。②《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現存瑞金革命博物館檔案室至於“進佔漳州雖獲勝利，有很大政治影響，但來往延緩了北上任務之實現”②。照後方首腦們這種奇怪的邏輯，變成打贛州輸了也是對的，打漳州勝了也是錯的！這麼一來，毛澤東反對打贛州、主張打漳州，變成了“錯誤主張”！變成了“否認過去勝利成績、掩蓋了領導上所犯錯誤”！雖說在“文革”中，毛澤東被封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四個“偉大”把他推上至高至尊的地位，可是在寧都會議上，他卻受到這種“窩囊氣”，簡直是他的推崇者們不可想象的！其實，他後來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正是從一次次折騰中磨鍊出來的，從一次次“批判”中考驗出來的。後方首腦們批判朱、毛《訓令》，批判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略方針，認為那是“等待主義”，是“專以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毛澤東，也就成了“右傾主要危險”的代表人物！
毛澤東是條硬漢子，他不會隨機應變，見風使舵。他據理反擊，被認為“毛同志承認和了解錯誤不夠”（引自《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後方首腦們主張要對毛澤東進行組織處理，撤除毛澤東的軍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把毛澤東從前方調往後方，讓他專做政府工作去。就在這時，使任弼時震驚的是，原是“三人團”成員的王稼祥，作了不尋常的發言，明確地支援毛澤東：
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能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朱仲麗：《黎明與晚霞》，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筆者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在北京採訪了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她也轉述了王稼祥生前的回憶。
王稼祥又說道：
眾所周知，我與毛澤東同志並非舊交，相識不久，倒是與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王稼祥主張，“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後方首腦的批判，和毛澤東的反駁、王稼祥對毛澤東的支援，使會議陷入僵持的局面。正在這時，周恩來趕到。他作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顯然要擔負“裁判”的角色。周恩來處於矛盾的境地。
他在來中央蘇區之前，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後跟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共事，有著多年的高層領導經驗。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批評了他對瞿秋白持“調和態度”之後，說道：“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正因為這樣，曾與瞿秋白、李立三共事的他，在瞿、李倒臺之後仍能與王明共事。王明派他前來中央蘇區，自然是要他在中央蘇區貫徹王明路線，而向來有著很強組織紀律性的他也總是習慣於服從上級。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澤東在寧都被剝奪軍權 2
周恩來跟毛澤東一九二三年底在廣州結識，但沒有深交。這次來到中央蘇區，特別是隨紅一方面軍一起在前線，跟毛澤東朝夕相處，他開始瞭解毛澤東。特別是毛澤東一整套獨特的戰略思想，使他頗為佩服。正因為這樣，在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時，是他再三的堅持終於說服了任弼時，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這一回，任弼時、項英等堅持要撤掉上任還不到兩個月的總政委毛澤東，使周恩來陷入進退維谷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