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村來開展工作。這時候，他還對我外公、外婆很好，悄悄兒地告訴我外公：共產黨對富農採取的是孤立政策，對地主採取的是打擊政策，但如果主動把土地全部交出，就可以評一個“開明地主”，至少可以不挨鬥。他勸我外公看開一些，免得皮肉受苦。我外公本來就不把這點兒土地看在眼裡，於是就接受了他的忠告，把土地、房屋連同傢俱、農具全部交了出去。當然，有許多東西，就悄悄兒地讓他拿走了。後來分房屋、分田地，他分到的，全是外公的好地，外公的那座瓦房，也歸了他。
我外公在土改中沒吃到苦頭，他在土改中立了功，入了黨，當起村幹部來了。
打土改以後，他又得了一個新的外號，叫“楊白勞”──這是歌劇《白毛女》中一個女兒被地主霸佔的老佃農的名字。
十幾年過去，等到我外公、外婆被遣送回籍監督生產的時候，他已經當了大隊長兼支部書記，在村子裡是最高領導，什麼事情都是他說了算了。
房子呢，土改時候分給他的原來外公的房子，已經作價讓給生產大隊做了大隊部，他在大隊部的前面新蓋了一座三層樓。後門正好對著大隊部，進出非常方便。
他對我外公、外婆倒還“不忘舊情”，特地把我外婆當年蓋給長工、牧童住的三間小房子“還給”他們住下。他的這一舉措，當然含有“如今天翻地覆，當年你住的大房子，歸我住了；當年我住的小房子，現在得讓你們住了”的意思。他讓我外公到積肥組參加勞動，好歹給幾個工分兒，好讓他到秋收的時候能分到兩個人的口糧。還特地對我外公說：國家的形勢在那裡擺著，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既然彼此是敵對的兩個階級，他也不可能照顧得更好了，以免上級批評。只要我外公不生是非，不多口多舌，在他的治下，可保證老兩口兒平安無事，算是他對我外婆當年對他好的報答。
但是不久以後，我外公就發現這個大隊長兼支部書記有問題，而且問題還不小。
楊支書本來不識字，後來上了掃盲班，不但摘了文盲帽子，也摘了“光棍兒”帽子：他把掃盲班的女老師給娶過來了。
楊百了當上了大隊支書，他老婆也當上了設在鄉里的中心小學校長，住在學校裡的時候多。他床上一有了空缺，就總有人來填補。而且不是一個兩個，往往是這個走了那個來，走馬燈似的團團轉，又安排得非常周到，從來沒有撞車的時候。這些女人，有些是本村的大姑娘小媳婦兒，有些是外村來的。不過也有非常明確的分別：凡是本村的女人，對他家的房間傢俱佈局十分了解的，一律在夜裡從他的後門進出；而外村來的女人，對他家的情況不太瞭解的，他大都先安排在大隊部的客房裡住下，然後他自己半夜裡從後門溜進大隊部。因為儘管他老婆經常不在家，可他家裡還有老母、幼子，萬一撞上了，不麻煩至少也不好看。
不僅如此，大隊裡收穫的農作物，特別是產量少的品種，如芝麻、向日葵之類，往往以“不太乾燥”為理由，先不進大隊倉庫，而是先送到大隊部“晾”起來。大隊部的大門鑰匙只有他和大隊會計兩個人有，於是送進大隊部，也就等於送進他家一樣了。
為什麼這些事兒我外公會知道呢？前面說過，楊百了安排給我外公、外婆住的房子，就是當年我外婆蓋給他住的“長工屋”，就在當年我外婆的住房、後來分給楊百了、如今變成大隊部的那座房子旁邊，只要從後窗戶看出去，他家的動靜一目瞭然，清清楚楚。
怪不得我外公剛到的時候，他要說“只要你不生是非，不多口多舌，保證你平安無事”的話了。
我外公自己是那樣的身份，支書又這樣交待過，他當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去多管這些“閒事”。何況那年月農村裡什麼文化娛樂活動都沒有，只剩下“色食，性也”，男女們從本能上找點兒樂趣，也是很普通的事情。
再過一段時間，儘管我外公不主動找別人說這些事兒，別人主動跟我外公說起這些事兒的場合也不是沒有。透過三個五個人無意中的敘述和透露，我外公才漸漸明白過來：楊支書有這麼多“相好的女人”，對他來說，固然是出於“性的本能”，多多益善，而對於那些女人來說，卻大都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另有所圖的。因為如果從“性的需要”出發，楊支書已經年近五十，臉蛋兒是黑的，面板是粗的，年紀太大，文化太低，說話缺乏風趣，家裡還有老婆孩子，絕不是大姑娘小媳婦兒為解決“性的苦悶”所可選擇的“最佳物件”。她們真要打點兒“野食”吃，村裡年輕漂亮的小夥子有的是，特別是那些“知識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