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又不是學生，插隊嘛，哪有帶著爹孃的？就因為你們這些孩子太驕氣，離不開父母，所以才要讓你們到農村去鍛鍊鍛鍊呢！”
好，幫主的決定，根本就沒有商量的餘地。我們一家，只好把傢俱財產送進信託公司廉價處理了，大家分一點兒，然後三個人抱頭痛哭了一場，爸爸以“歷史反革命”的身份去了蘇北，媽媽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去了江西，我則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到了西雙版納。從此一家三口，勞燕分飛，天各一方，相距千山萬水，誰也照顧不了誰了。
我和同學們到了西雙版納。這個地方是傣族聚居區，到處是美麗的竹樓。傣族實際上就是泰族，從語言、服裝到生活習慣，都與泰國的泰族和緬甸的撣族十分接近。可見努丹說的泰國的泰族和緬甸的撣族是十四世紀從雲南遷移過來的，有一定道理。
當時被送到西雙版納的學生有兩種，一種叫做“生產建設兵團”，屬於軍隊系統，由軍隊派人管理，人員集中，管理得嚴些，生活相對地比較好一些；一種是插隊，屬於人民公社系統，也就是把學生分配到各鄉各村，人員分散，一個“知青點”最多不過十幾個人，少的只有四五個人，管理鬆散，要自己掙工分兒，自己做飯吃，生活相當艱苦。
那裡是亞熱帶地區，勉強適合於橡膠樹的生長。當時中國的橡膠，主要靠南洋進口，其次靠在海南島種植一些，供不應求，大大落後於需要，所以決定把我們這些“知識青年”送到這裡來開墾橡膠園。
種橡膠，需要比較大的場地，需要嚴格的管理，需要有組織的熟練技術工人，因此，最好是組織國營農場。但是“文化大革命”把國家僅有的一點兒資金都折騰光了，國庫裡沒有錢，只好把我們分送到各生產大隊去，以大隊為單位，營造一些小面積的“隊有橡膠園”。我們在公社技術員的指導下，和傣族社員一起把熱帶雨林毀掉，砍樹，燒荒，栽種樹苗，施肥澆水，中耕除草，費了好幾年工夫，什麼收益也沒有。生產大隊對這種既沒有眼前利益又勞民傷財的經濟作物沒有興趣，逐漸放鬆了管理，橡膠園又變成荒地了。
這期間，我外公還在老家監督勞動。我是他從小抱大的，對我特別寵愛。我到了西雙版納以後，就數他給我寫的信最多。這是因為爸爸、媽媽在“幹校”勞改，監督得嚴，所有來往信件都要經過檢查，所以除了報平安的“例行信”之外，除非必要，互相之間很少通訊。而外公在農村，所謂監督，只要不破壞生產，不散佈“反動言論”，給外孫多寫幾封信，村幹部並不管。因此他每隔一個來月，總要給我寫一封信，講講江南農村的新聞。我也每隔一個來月給他寫一封信，談談西雙版納的新鮮事兒。
我外公年紀大了，生活又苦，精神非常空虛，就去找書看。那時候，全中國除了四卷《毛澤東選集》和一本《毛主席語錄》之外，只有一部“以階級鬥爭為綱”實際上是以階級偏見為主導思想寫成的小說《金光大道》，宣傳的是地主的階級本性怎麼怎麼壞、貧農的階級本性怎麼怎麼好。這是一部沒有文學價值但卻可以當階級鬥爭教材的小說。別的書找不到，只好也拿來看。他看了以後，很不以為然。本來，像他這樣的身份，幫主恩典，沒有殺他，讓他當一頭會說話的牲口活著，就應該感恩戴德才是，偏偏他腦子還會思考，思想還很活躍，就在他寫給我的信中，結合他讀了《金光大道》後的感想，給我說了一個發生在我外公老家的真實的故事。
四十年代，我外公在縣城開布店辦紡織廠，我外婆在老家管理田產。本來，二十幾畝地，大都是租出去的。可我外婆總說：“兒要親生，田要親耕。”上等好田租給佃農種三年，就會肥力大減，變成三等田。因此，她哪怕自己辛苦些，僱了一個長工、一個牧童，親自監督春耕、秋收，種起田來。僱的長工姓楊，因為是個遺腹子，長輩們給他起了個名字叫“百了”，是“一了百了”的意思。長大了，人家送他一個外號叫“伯勞”──伯勞是江南的一種常見鳥；當地方言，伯勞也是乖巧、能幹的意思。
這個伯勞果然乖巧能幹。二十畝稻田，年年種得籽粒飽滿，比租給佃農種產量要高得多。由於多施綠肥和圈肥，土地的肥力不但沒減低，反而一年比一年好了。我外婆對他很滿意，常給他幾件舊衣裳，農活兒累的時候，總要燉肉煮雞蛋，給他做點兒好吃的，還給他酒喝。他對我外婆也很滿意，常對別人說：這樣好的東家，打著燈籠也沒地方找去，只要我外婆不嫌棄他，他哪兒也不去了。
新中國建立，江南土改，他作為僱農，被工作隊吸收為積極分子，透過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