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怕什麼閒話！怕閒話還寫什麼詩？我們講愛國愛人民，難道這‘愛’就不包含憂國憂民的意思？”
“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你就是叫匹夫社別人又能怎麼說！”
“誰能把你怎麼樣？即使叫農業社也沒人把你怎麼樣。可是，這不是給詩社掃興麼？我看還是叫它雙百社吧，這樣才符合當前的形勢。”
“那叫它歌功社或者頌德社會更符合形勢。。。”
“都別爭了。”仇道民見同學們越說越遠，便從中調和，“取社名就像給人取名字一樣，不算第一位的事。我看重要的在於內容，關鍵是今後大家一致努力。當然，能有一個恰切而又新穎一點的社名自然更好——魯迅有篇文章，寫了個叫百草園的地方，那是他兒時眷戀不捨的一角自由天地，詩是童心不泯的感情世界，我們也可以把未來的詩社當作這樣一片自由園地。你們看能不能借用百草園這名字？”
“百草園——”彭石賢得到啟示，“那何必借，我們叫這裡作青草坪，就用青草坪詩社這名字，留個紀念不好麼？”
“好，這用意不錯，”但仇道民改了兩個字，“那就取名春草園詩社好了，有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春草是極富生命力的。”
經仇老師一說，大家都同意了，不過，這只是一種折衷。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仇老師即興所說，並非詩社人員已經有了統一的認識。彭石賢當時就想，真要取這句詩的含意，這個“園”就應該是另外的一個“原”字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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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社辦起來了。但仇道民歡呼詩的時代已經開始，這恐怕過分樂觀，政治氣候與自然氣候並不一定同步。詩苑繁榮所必需的條件是真正的自由與*。
春草園詩社遇著了一種假象。官方大吹大擂要造成一個自由*、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迷惑了許許多多的人們。
春草園詩社原定十天油印一張詩選，後來加速到了一星期一張。曾明武不管詩社的事，但有時也湊個熱鬧，寫幾句被彭石賢譏誚為“明白如話”的詩，像“社會主義是天堂，一窮二白不能上”，其實，這詩也未見得如話一樣明白。彭石賢這個編輯處在高度的興奮之中，忙著與詩社人員談詩，改詩，他不惜把好些功課棄之腦後，儼然“我是詩國的公民，將生命奉獻於詩神，我要向蒼穹呼號，讓萬籟在沉睡中甦醒。”他稱這個同學的詩“如清泉流經石上，磊落鮮明”，又指那個同學的詩“如春雷隆隆遠逝，餘韻不盡”因顧忌到詩社編輯工作上的合作關係，他對陳燦英的詩很少評論，只偶爾在背後以“矯揉造作”冠之。陳燦英對這個從旁人口裡傳來的貶損也還以“狂妄自大”四個字。
但奇怪的是，彭石賢與陳燦英的關係並沒有進一步惡化，相反，時間稍長，兩人的相處還漸趨融洽，在詩社的編輯工作中能夠配合默契，這是因為，詩社成員都處在平等的位置上。雖然，詩社成立之初是借團支部的名義行事，但團支部除傳達了上頭的‘雙百’精神而外，在這段時間裡並無任何具體指示，詩社畢竟是個自發組織，誰想發號施令，也無人想聽，陳燦英只能取商量的態度與彭石賢說話。而她對詩歌的愛好，為詩社辦事的熱情，彭石賢也不能不承認。他還在心裡佩服陳燦英的組織能力，特別是她那比自己要強得多的口才。在這兩個人中間，李超蘭有時居然可以仲裁是非：“詩是可以各有所愛的，要不，如何談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次，她的話是針對彭石賢堅決不同意發表一首《歡呼總路線》的詩說的。因為詩中講公私合營好，而他母親卻在私下裡向兒子訴了不少公私合營的苦。對李超蘭的意見，陳燦英表示支援。也許真是自己固執己見吧，於是，彭石賢放棄了自己的意見。
最近，陳燦英的心態變化確實很大，有一次，李超蘭送給彭石賢一篇詩稿，沒有署名，只問彭石賢同不同意刊登。彭石賢看過詩後，連聲說這詩寫的真好，並肯定這詩是李超蘭寫的：“你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為什麼不署上名字？”李超蘭笑著說：“你能認出我的字跡來，不過，這詩只是我代別人抄寫的。你猜猜，這詩究竟是誰寫的？”彭石賢不相信：“我絕對沒錯，肯定是你寫的！”李超蘭卻仍然否定：“告訴你了，這不是我寫的，你常吹噓能夠以詩論人，怎麼這回猜不著了？”
那首詩的題目叫《如果。。。》，彭石賢反覆地琢磨，特別是其中的幾句：
如果我是一片雲，
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