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生活，也憎恨我們自己。
媽媽並沒有預料到她的失望將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我說的主要是指那些男孩子，那些兒子們。不過，縱然她已經預見到了，那她能夠對她自己的身世保持緘默嗎？能佯裝她的音容，她的目光和她的母愛嗎？不會的，對她來說，她早該自殺，早該解散這個難以相處的家庭。早該讓老大和那兩個兄妹徹底分開。可她並沒有這樣做。她是如此粗心，她是如此輕率，她是如此不負責任。她向來就是如此。她已經不在人世。我們叄個對她的愛超過一般的母子情。就憑這一點，她本來就不應該對我們守口如瓶，隱瞞、撒謊。儘管我們兄妹叄個性格特點，可我們對她都有著同樣的一顆兒女之心。
這段歷史是漫長的，它整整持續了七年。開始時我十歲，然後我十二歲。然後我十叄歲。然後十四歲、十五歲。然後十六歲、十七歲。
母親經歷了這些年代，整整七年。而最後她的希望終於破滅了，理想終於被拋棄了，就連阻擋海水的雄心壯志也被拋棄了。我們在陽臺間的陰涼處望著對面的暹羅山，儘管烈日當空，陽臺間裡則常暗淡，幾乎一片漆黑。小哥哥死於1942年12月日本佔領時期。1931年，在我透過第二次中學會考之後我就離開了西貢。在這十年當中，他只給我寫過一封信。到底是為什麼，我百思不得其解。他那封信寫得很得體，信是重新謄寫的，沒有錯誤，書法也很講究。他在信中告訴我他們都很好，媽媽的學校也搞得很順利。這是一封寫滿兩頁紙的長信。我還能認出他小時候的筆跡。他還告訴我他有一套房子，一輛汽車，還告訴我汽車的牌名。他說他又重新打起檯球，說他很好，一切都順利，還說他如何地喜歡我，緊緊地擁抱我。他沒有談到戰爭，也沒有談到我們的大哥。
每當我提起我那兩個哥哥的時候，我總是把他們看作一個整體，就象媽媽那樣，她也總是這麼做的。我說：我那些哥哥，她在外邊也這麼說：我那些兒子。她總是愛用一些難聽的話來形容她那兩個兒子的力氣如何之大。至於他們的外表長相，她卻從不細談，她不說老大要比老二強壯得多，她只是說老大和她那些北方農民兄弟一樣強壯。她為她的兒子氣壯如牛感到驕傲，就象她往日為她那膀壯腰圓的兄弟感到驕傲一樣。和大兒子一樣，她也瞧不起那些身體虛弱的人。對於我這位堤岸的情人，她和我哥唱著一個調子。我不想把他們那些言語寫出來，因為那些挖苦的話猶如沙漠裡腐爛的屍體一樣叫人噁心。我說：我那些哥，那是因為從前我就是那麼說的。只是到了後來我才改了口，因為那時候我的小哥已經長大成人，並且也成了一個受虐待的人。
在我們這個家裡，不僅從來不過任何節日，從來沒有見過一棵聖誕樹，沒有一條繡花的手絹，也沒有擺過一束花；甚至連一個入土的祖宗也沒有，既沒有一座墳墓，也沒有任何一個值得懷念的人。唯獨只有她自己。大哥後來成為殺人犯。小哥哥則就死在空虛大哥的手裡。而我卻遠走高飛，總算逃脫出來。直到她死的時候，只有大哥跟著她。在那個時候，媽媽因為我那個堤岸的形象——我的情人而暴跳如雷。她對在堤岸發生的一切毫無所知。但是，我看出她在窺探我，我知道她早已有所懷疑。她瞭解她的女兒，她發現不久以來這個孩子神態失常，看來似乎變得有點持重，引入注目，說起話來也比往常更加慢條斯理，過去她對什麼都感到好奇，而如今卻變成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樣，連眼神也都變了。她已經成了她母親不幸的旁觀者，彷彿她正在步母親的的後塵。這一切給媽媽的生活帶來了突然的不安，因為她的女兒正冒著最大的危險，她將永遠嫁不出去，永遠無法在社會中立足，面對著這個社會，她將一無所有，毫無希望，孤單寂寞。媽媽大喊大叫地向我撲過來，她把我關在房間裡，用拳頭捶我，打我耳光，剝光我的衣服，湊近來聞我的身子，聞我的內衣，她說她發現我身上有那個中國人的香水味，她還迫近我，看我的內衣褲上是否有可疑的汙跡。然後她便大聲嚎叫，好叫全城都能聽到她的聲音，說什麼她的女兒是個婊子，她將把她趕出家門，說她恨不得看我立即暴死，還說再也沒有誰會要我，說我臭不要臉，連狗也不如。她一邊哭，一邊說養這麼個女兒有什麼用，還不如趁早把她趕出家門，名得弄髒這塊地方。
我大哥正呆在關著我的這間屋子的牆後。
大哥在那裡替媽媽幫腔，他對她說這個孩子該打。他的聲音低沉、親切、溫柔，他對她說無論如何必須弄清事情的真相，不能讓這個丫頭誤入歧途，不能讓媽媽灰心失望。媽媽使盡全身力氣抽打著我。二哥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