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有人叫他，才裝作早醒了的樣子。但萬聖節隔天早上，蛋蛋卻自個兒爬了起來——幾乎算得上安靜無聲。多年來我一直聽弗蘭克在房裡自慰，但在新罕布什爾旅館裡聽起來也不一樣了——也許，因為我曉得他床下藏著哀愁。
萬聖節隔天早上，我望著晨光灑進艾略特公園。剛降過霜，透過一堆結凍的碎南瓜殼，我看見弗蘭克帶著裝了哀愁的垃圾袋，往生物實驗室跋涉而去。父親也從同一扇窗看著他。
“弗蘭克要帶那堆垃圾去哪兒？”父親問。
“他大概找不到垃圾桶。”我說，好讓弗蘭克快溜，“我是說，這裡電話不通，本來還沒有電，大概也沒有垃圾桶吧！”
“當然有，”父親說，“就在後門。”他盯著弗蘭克的背影搖搖頭：“笨傢伙，這下八成得走到垃圾場去了。”父親說，“天，這孩子真怪＇ queer，另一個意思為同性戀。
＇。”
我不禁心裡一突，父親不知道弗蘭克真是個同性戀。
等蛋蛋終於用完浴室，父親正想進去，卻發覺弗蘭妮已經搶先一步：她又要洗澡了。母親對父親說：“不準說她半句。她愛洗幾次就幾次。”他們吵著走開了——這是很少見的事。“我早說過還要一間浴室。”母親說。我聽著弗蘭妮泡澡。
“我愛你。”我對著鎖上的門輕輕說。但在淨身的水聲中，弗蘭妮不太可能聽見我說什麼。
05 聖誕快樂，1956（1）
在我的記憶中，1956年餘下的日子——從萬聖節到聖誕節——就是弗蘭妮戒掉一天洗三次澡習慣所費的時間；她不再討厭自己濃郁的體香了。我一直覺得弗蘭妮很好聞——雖然味道有時重了些——但在1956年萬聖節到聖誕節這段期間，弗蘭妮老嫌自己難聞；她拼命洗澡，直到身上半點味道也不剩。
我們在新罕布什爾旅館又接收了一間浴室，也開始磨鍊父親頭一門家庭企業的經營技術。母親負責監督尤里克太太執拗的敬業精神和“簡單實惠”的廚藝；尤里克太太則負責麥斯，雖然他老在四樓躲著她。父親則負責朗達·蕾伊——“可不是那種‘負責’啊！”弗蘭妮說。
朗達的精力十分詭異。她能一早上換好所有的床單，在餐廳同時服務四桌客人，不送錯一道菜也不讓人久等，還能接父親酒吧的班（除了星期一休息，每天晚上都營業到十一點），在早餐（七點）前擺好所有的桌位。但只要一回到“日間休息室”，她不是陷入冬眠狀態就是昏迷不醒。甚至在精力最旺盛、一切都準時完成的時候，看起來還是一副犯困的樣子。
“幹嗎叫什麼‘日間休息室’？”愛荷華巴布問，“我是說，朗達哪有回過一次漢普頓海灘？她住這兒當然沒什麼不對，但我們何不就直說她住這兒——她又幹嗎不明講？”
“朗達很盡責。”父親說。
“可是她住在日間休息室。”母親說。
“什麼是日間休息室？”蛋蛋問。看來大家都想知道。
弗蘭妮和我用對講機聽了半天朗達房裡的動靜，但直到幾星期後，我們才明白日間休息室是什麼。有時我們在早上八九點開啟朗達房裡的對講機，聽了一陣子呼吸聲，然後弗蘭妮會說“睡著了”或者“在吸菸”。
到了深夜，弗蘭妮和我繼續聽著。我說：“也許她在看書。”
“你開玩笑？”弗蘭妮說。
窮極無聊，我們開始聽別的房間，一次一個，或者全部一起。我們聽著麥斯房裡的雜音——有時會聽到他的收音機——也聽著尤里克太太地下室廚房裡的湯鍋。我們知道三樓只有愛荷華巴布在，偶爾會去偷聽他練啞鈴——還經常打斷他練習批評幾句，例如：“加把勁，爺爺，再快一點！用力舉啊——你變慢了！”
“死囝仔！”巴布吼道。有時他就拿起兩個鐵球貼近對講機一敲，震得弗蘭妮和我跳起來，撫著嗡嗡作響的耳朵。“哈！”巴布教練叫道，“整死你們這群小鬼！”
“三樓有瘋子，”弗蘭妮會用對講機廣播，“大家把門鎖好。三樓有瘋子。”
“哈！”巴布教練一邊喊，一邊做他的仰舉、伏地挺身、仰臥起坐、單手舉重，“這旅館是給瘋子住的！”鼓勵我舉重的正是愛荷華巴布。弗蘭妮的遭遇令我決心要讓自己變強。到了感恩節，我一天可以跑六英里，而得瑞的越野賽跑課只有二又四分之一英里。巴布教我猛吃香蕉、牛奶和橘子。“加上通心麵、米飯、魚、一堆青菜、熱麥片，還有冰淇淋。”老教頭對我說。我一天舉重兩次，除了跑六英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