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嗎？弗蘭克？”弗蘭妮說，“他們認為‘人’也能改變嗎？你覺得呢？”
“當然，”蘇西熊說，“比方說，人都會死。”
悲傷令一切變得親密起來，在哀悼母親和蛋蛋之際，激進派和妓女一下子成了我們的熟朋友。我們失去了母親（對妓女而言），也失去了手足（對激進派而言）。因此，為了彌補我們——還有弗氏旅館——受到的傷害，激進派和妓女待我們都很好。除了日夜作息不同，他們相似的程度其實超乎彼此想象。
他們都相信一個跟電視廣告同樣單純的理想，總有一天，自己能夠“自由”。兩方都把身體當做一件可以為理想輕易犧牲的物品（在付出犧牲後，也能輕易地復原或代換）。甚至連名字都差不多——即使理由未必相同；他們只有代號或綽號，如果用的是真名，姓氏也略去了。
其中甚至有兩個人名字一模一樣，不過從來不會搞混，因為激進派那個是男的，妓女自然是女的；而且他們也從不同時在弗氏旅館出現。這兩人都叫老比利，比利（Billig）在德文裡是“廉價”的意思。老妓女取這個名字，是因為她接客的價碼比一般低得多；雖然克魯格街位於第一區，這裡的妓女跟卡恩納街（就在轉角處）比較起來，只能算是次級品。繞過卡恩納街走進這條小路，就像紆尊降貴（相對來說）走進一個黯然失色的所在；只差一條街，就不見了沙赫大飯店的燈火和國家歌劇院的燦爛輝煌，你會注意到妓女的眼影搽得更濃、膝蓋有些彎曲、腳踝彷彿要陷進肉裡（因為站得太久）、腰也更粗——就像弗蘭克房裡的裁縫人形。老比利正是克魯格街妓女幫的大姐頭。
與她同名的激進分子，就是搬到五樓時和弗洛伊德吵得最兇的老先生：“廉價”這個美名的由來，是因為他以捉襟見肘見稱，而且經歷輝煌——同儕甚至稱他為“左派中的左派”。布林什維克還在時，他就是其中一個；等到名稱改了，他也跟著改名。每次有什麼運動，他總是站第一線，可是一旦運動出現亂象或走進死衚衕，老比利馬上又躲到後頭，無聲無息地開溜，等著下次再去站第一線。激進派年輕一輩的理想家們總是對老比利又懷疑又羨慕——因為他就是能存活下來。妓女對她們的老比利看法也差不多。
不論明暗裡外，這個社會對年資制度總是又尊敬又不屑。
跟激進派的老比利一樣，妓女老比利也是為了搬家，和弗洛伊德吵得最兇的一個。
“你是往下搬哪，”弗洛伊德說，“可以少爬一層樓。我們旅館沒電梯，從三樓搬到二樓是‘優待’你。”
08 哀愁浮起（9）
我跟得上弗洛伊德的德文，但老比利的回答就聽不懂了。弗蘭克告訴我，老比利說她的“紀念品”太多，搬不了。
“我們有他在！”弗洛伊德說著手朝我一伸。“看他的肌肉！”弗洛伊德以手代眼、又拍又捏，把我往老妓女大概的方位一推。“你自個摸摸！”弗洛伊德嚷道，“你的紀念品再多，他都搬得動。只要一天工夫，他能把旅館搬空！”
弗蘭克告訴我老比利的回答：“免了，我摸夠了，”老比利對弗洛伊德說：“連睡覺都在摸。”她說：“他看來是搬得動，可是我可不要有東西弄壞。”
於是，我儘可能小心地把她的“紀念品”搬下樓。老比利有一大堆搪瓷熊，足以和母親的收藏匹敵。（母親死後，老比利邀我到她家裡參觀——白天她不到弗氏旅館幹活的時候——讓我和搪瓷熊靜靜地相處一會，憑弔那些和母親一起逝去的收藏品。）老比利也喜歡植物——全養在動物鳥獸形狀的花盆裡；花朵開在青蛙背上，羊齒蕨在一群紅鶴間蔓延，橘子樹從一隻鱷魚頭頂長出來。別的妓女要搬的不外衣服、化妝品和藥物。想到她們在弗氏旅館租的是“夜間休息室”——跟朗達·蕾伊的“日間休息室”正好相反——我心裡不禁浮起一股異樣的感覺：原來不論日夜，休息室的用途都差不多。
幫妓女把東西從三樓搬到二樓那天晚上，我們自然也打了照面。克魯格街的妓女除了老比利一共四個，分別是貝貝、約蘭塔、小黑英琪和尖叫安妮。貝貝（Babette）取了個法國名字，因為她是唯一會說法文的，法國人多半也會找上她（他們特別在意你說不說法文）。貝貝個子很小——所以莉莉最喜歡她——長了一張妖精臉，給旅館大廳昏暗的燈光一照，（從某些角度）看來就像老鼠般嚇人。我後來認為貝貝可能有厭食症，只是她不知道——在1957年，沒人曉得厭食症是什麼玩意。她總是穿印花衫之類富有夏日氣息的裝束——即使當時不是夏天。貝貝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