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多少重幣，鑄多少輕幣，大王啊，是市場說了算。
單旗說完這些，又找補一句：大王，您“廢輕而作重”，不就是想佔老百姓便宜麼？結果必使“民失其資”，同時也是給自己“召災”。
民失其資可能不要緊，因為您的親屬沒有一個是民。但是國家稅收就要因為民窮而減少，您老人家的費用就會更不足了（王用將有所乏）！
您一不夠用，就要加緊搜刮，民不堪負擔，只有逃亡一途，那就有大麻煩了。
本來財政不是供您胡吃海塞的，而是有備無患的。“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老百姓一跑，您稅徵不上來，一點風險預備金都沒有，國家就要大崩盤了！
這，就是著名的“子母相權論”。
單旗的這個理論，又叫“金屬主義論”，主旨就是鑄造貨幣要足值，不能毛。因為金屬貨幣時期，錢本身還是個物件，有原料和製造成本，工序很麻煩，利潤也不是太高，所以“錢”還是值錢的。假如面值超過實際重量，錢的價值就“虛”了。
這個理論，對後代的影響那就大了。
唐代有個政府理財家第五琦，不大相信單旗的，把這個理論演變成了“虛實相權論”，認為完全可以鑄造不足值的錢，也就是一定數量的“虛錢”，既可方便流通，又可彌補“國用不足”。
他想得美！結果，政府一當十、一當五十的“虛錢”一出來，單旗說的就應驗了——貨幣貶值，谷價騰貴，民多餓死，第五琦也因此備受責難，下了臺。
後來宋代又發明了紙幣，錢就完全脫離了實物，變成純粹“虛”的了，一張紙而已。南宋詩人楊萬里（曾經當過地方財政官），便又把金屬錢比作“母”，紙幣比作“子”，主張紙幣發行量要與原有的金屬幣相平衡，要保證兩者能夠自由兌換。他認為這種“母子關係”也要相權。
單旗的頭腦是一流的，能預見貨幣未來發展幾千年。可惜周景王窮怕了，不聽他的，非要鑄大錢。
不過，也有當今的學者質疑，說周景王時代的錢，是“空首布”，也就是鏟子幣，沒有所謂大小之分，單旗的這個“子母相權”理論，可能是戰國人的偽託。
——就算是戰國人假冒單旗，也不簡單，起碼他們在那時候就懂得：不能濫發貨幣及其衍生產品，否則“民失其資”，國損稅收，大崩盤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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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漢武帝是“國家貨幣”創始人（1）
誰敢堂堂正正說自己是個商人？
在皇權時代，也就是“封建社會”，我們都知道，商人為四民之末，是“士農工商”的末位，地位很低下。儘管他們房子豪華、服飾光鮮，終究還是矮人一頭。
這個排位是怎麼來的？
前面不是還說，孔子的學生子貢因為生意做的大，與國君都能“分庭抗禮”嗎？後來商人是怎麼成了賤民的？
變化就發生在兩漢時期。
西漢的司馬遷在做《史記》時，還是很重視商人的，特地開闢《貨殖列傳》，談論西漢前期的經濟，並記錄了一批大富豪的生平。
他說，他所列舉的大富豪，都不是靠著爵邑、俸祿得來的錢發家的，也不是靠“弄法犯奸而富”。他們是靠著種植、漁獵、經商，謀取利潤而致富的，“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這詞語之間，對商人還是很讚賞的。富豪固然不能勢力“傾國”，但勢傾一個市縣還是沒問題的。
到了東漢的史學家班固寫《漢書》，也有一篇《貨殖傳》，但他對富豪的評價就不同了。他說，地方上的“富民”，以財富在鄉里取得聲望，都有奢侈不軌的惡行，更嚴重的還盜墓、賭博，靠違法而致富。他們的行為，是“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想來商人在那時候，正反兩個方面的典型都有，就像官員也有貪官和廉吏之分，可是班固不知為何特別仇視商人，一勺都給燴了！
班固老先生還第一次提出了“四大階級”說，即對“四民”的劃分。他的排序，是“士、工、商、農”。應該說，在他的觀念裡，各階層只有分工不同，還沒有高低之分。
可是到後來，商人不知怎麼就滑到最末一位了，變成了“士農工商”，而且這個排序也表示了階級的高低貴賤。
看來商人地位下降，是從東漢開始的。
班固是大史學家，古代史官的言論至高無上，連皇帝也得讓三分。班固對商人的這種厭惡，深刻影響了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