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什麼時候發生騷亂和暴動，將銀行家拿去斃了也不一定，有再多的錢又有什麼用？最普遍的情況下，不可預期和不可控制的戰爭也會令銀行家投機失敗，嚴重虧損。戰爭是人類暴力傾向的遺傳和體現，沒有銀行家的時候，戰爭打得更殘酷得多——古代不知有多少民族被集體屠殺和滅絕。一次長平之戰，就有40萬趙國戰俘被坑殺。
銀行家操縱政局，任意決定自己的代理人當總統、總理、議員？更屬無稽之談！銀行家的確對政策和官員有很大的影響力。這是因為市場經濟的核心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當然比普通工商業資本有更大的影響力，因為它更重要，承擔了更大的責任；如果它的影響力比普通工商業小，那才是不正常的。如果一定要將“影響”說成是“操縱”、“控制”、“決定”的話，請自便。
顛倒戰爭與市場競爭的關係
《貨幣戰爭》顛倒和混淆了許多基本的概念及常識，其中就包括戰爭與市場競爭的關係。
一般來說，戰爭是政治集團之間、民族（部落）之間、國家之間矛盾的最高鬥爭表現形式，也可以解釋為使用暴力手段對秩序的破壞或維護。市場競爭則是透過價格機制來調整產品的供求關係、改變資源配置及當事人的利益關係。由於市場競爭的約束條件不同、競爭方式各異，所得出的最後結果可能不一樣。也就是說，戰爭是以暴力方式在政治組織之間的零和博弈，而市場競爭則是以價格機制在當事人之間的合作或非合作博弈。一般來說，戰爭的預期往往是對抗的一方吃掉另一方，是財富的浪費或毀滅；而市場競爭既有零和博弈也有多贏博弈。它可以是一方市場的擴大另一方市場的縮小，也可以是競爭雙方的市場擴大，實現多贏。市場競爭是財富創造或增長。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戰爭僅是市場競爭的極端形式，並不是市場競爭的全部，更不是市場競爭的核心。
《貨幣戰爭》以戰爭來代替市場競爭，把觀察的角度放在一個十分狹隘的空間裡，而且忽視整個現實世界的存在。這樣來看世界，肯定是不真實的或片面的。在《貨幣戰爭》的陰謀論下，不僅世界上所有的重大歷史事件是國際銀行家陰謀操弄的結果，而且任何個人、組織及政府財富的獲得與分配都出自權謀的操縱。也就是說，《貨幣戰爭》的基本教義就是宣傳個人如何一夜暴富。而實現暴富的方式，就是尋找與權力接近的機會，與權力建立關係，然後透過權力來掠奪財富。表面上，該書對國際銀行家的“剪羊毛”式的掠奪恨之入骨，但實際上從該書的主旨來看，就是告訴讀者如何透過權謀的方式來掠奪他人之財富，否則，個人根本沒有財富增長的途徑。
如果以《貨幣戰爭》的戰爭及權謀觀念來觀察歷史上的戰爭，我們既無法認識戰爭基本特性，也無法找到化解戰爭的辦法。如果人類歷史演進、金融市場運作、正式組織產生等僅是戰爭和權謀的結果，那麼社會財富就只能透過暴力的方式及非正式的規則（權謀）來獲得與分配。在這樣的條件下，整個社會執行根本不需要建立正式的制度規則或法治。如果這樣的東西成了社會流行意識、知識及價值，成了決策者認真對待的政策建議，問題就嚴重了。
傑克遜的“寵物銀行”（1）
從19世紀20年代起，貫穿19世紀下半葉，美國獲得了迅猛的發展。這種發展基本上未受到聯邦銀行法律法規的限制，同時，這種發展也帶來了獨立銀行的猛增。
安德魯？傑克遜及其追隨者堅持以犧牲聯邦銀行體系換取州銀行和個人銀行勢力的強化。他們堅信放開銀行業，“使之進行最充分的自由競爭，社會各階層都會從中受益”。這種思想支配了傑克遜的行動，導致了聯邦銀行體系的衰亡。
1832年，傑克遜擊敗亨利？克萊再度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完成了對美國國民銀行體系的肢解。次年，財政部長羅傑？B�坦尼（Roger B� Taney）在傑克遜的授意下，將聯邦存款轉出了第二銀行，有選擇性地存放到了“政治上親密的”一些州銀行中。由於受到了偏袒，這些銀行被稱為傑克遜的“寵物銀行”。傑克遜最初選擇了7傢俬人銀行存放政府存款，這些銀行不僅“在政治上親密”，而且還與傑克遜當局有直接聯絡。波士頓國民銀行是“傑克遜派許多政治思想的沃源”，巴爾的摩銀行與財政部長坦尼利害相關。傑克遜當局不僅在金融上受益，還對“寵物銀行”的創立而深感滿意。隨著“寵物銀行”的日益受寵，越來越多的資金轉出第二銀行，到1833年底，已有32家寵物銀行，到1836年，這一數字上升到9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