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點和錯誤，卻沒有經驗。多年來，這個問題沒有明顯地提出來，而目前，國家已經從革命時期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正經歷著這樣的新變化，在這樣的新形勢面前，我們的攝影報道工作將如何適應這一形勢的需要，已是急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袁苓得出結論：
在今天，如果還繼續堅持報喜不報憂的看法和做法，將大大地脫離人民群眾的需要，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相反，我們如果恰當地把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困難和落後情況告訴讀者，卻會有積極的意義。
袁苓舉例說，過去的報道中，也發過一些表現困難的稿件，比如某地群眾積極戰勝災荒等等，可是數量太少，而且只是從克服困難方面去表現。袁苓認為，這樣的做法也是片面的。
另外，“過去我們對照片質量的要求也有片面性”。過去，常常以形象差為藉口，認為照片中的人物形象不好，穿的衣服破爛、背景不好看等等理由而不予發稿。這種做法，在某些具體情況下是適宜的，但作為評審照片的重要尺度，則是不對的。
這樣做的結果是：
助長了照片形象脫離生活現實，粉飾了太平。
在我們的報道中，不僅應該有一些照片來表現當前國家建設事業中的困難和落後情況，同時在反映現實的時候，也應該是實事求是。袁苓還認為，這樣的原則也大體上適宜於對外報道。
像新華社這樣大量發行新聞照片的單位，是否也應該給報刊或某些報刊一些批評照片呢？袁苓認為“這個問題總社應向全體記者做一肯定的回答”。對“批評照片”的內涵，袁苓界定為：
批評照片主要是面對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缺點和錯誤。至於那些偶然的、個別的事件則不去報道。
他提出“當前可以拍攝這些批評照片”：
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的表現、生產和建設事業方面的鋪張浪費、損人利己的本位主義行為、農業生產上因主觀主義強制地推行新技術而造成的損失、某些學校因忽視政治思想教育而出現的歪風、各種違法行為、違犯公共利益和不道德的行為等。
有關“批評照片”報道方面，袁苓提出最棘手的群眾鬧事應如何報道。他認為，通常群眾鬧事是由於領導者的官僚主義造成的，這類事件如能適當報道，對領導者是個教育，對群眾也有益。但在採訪過程中“需要採取更慎重的態度”。
目前不宜提倡攝影記者趕赴鬧事地點去拍攝鬧事當時的場面，否則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誤會。
袁苓提出的這一“原則性的新問題”，像在風疾浪高之時被投進大海的一塊石子，並沒有在新聞攝影界激起太多回聲，此後幾年更鮮有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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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出現的討厭聲（1）
在1957年的7月間，持續幾年的有關“組織加工”與“擺佈”問題討論是如何告一段落的呢？
爭論的雙方都保留自己的觀點，誰也說服不了誰，從技術層面的爭論，一直延伸到對“新聞攝影的特點”、“新聞攝影是不是藝術”等等根本性問題的追問。其間觀點含混、相互糾纏，前後矛盾之處也頗多。參與者有新聞攝影報道的組織者、領導者，更有地方一線普通攝影記者，間或還有文字記者。萬端氣象，熱鬧得很！
顯然，來自掌握新聞攝影話語權人的“理論高壓”（柯善文語）並沒有壓垮諸多一線“幹活”（攝影記者們的行話）的人，反對“組織加工”與“擺佈”之聲也沒有在內心深處被絕大多數記者真正認同。編輯部與一線記者之間隔著很多層，少數人熱熱鬧鬧地討論，與大多數人的冷眼旁觀，形成鮮明對比。
聽任這一狀況繼續存在下去，顯然會引發諸多矛盾，對日常工作不利。作為新華社攝影部的領導，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結束“舊問題”的無謂爭論，而開始“新問題”的探討呢？這是需要動腦筋的事情。顯然，攝影部的領導不願以整個部門的名義，在這件事情上明確表示贊同誰，反對誰，贊同哪些，反對哪些。縱然總社的領導可以表態，講一些大原則，但作為業務部門攝影部的領導，對這樣一個涉及整個行業普遍存在的業務爭論做最後評判，下出結論，顯然是不明智的。得罪了那些“理論家”，會引來更多的爭議，而得罪了一線“幹活”的攝影記者們，那誰替你完成那些一次次呈送上去的攝影報道計劃呢？
一位叫鐵漢的討論參與者適時出現了，時間是1957年7月15日。鐵漢是新華社遼寧分社攝影部一員，他沒有重複那些反覆表白的觀點，也沒有站在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