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同一題材可以有許多最富於表現力的瞬間，並不是只有一個最富有表現力的瞬間。
王朝聞進一步闡釋了自己對瞬間多樣性的看法。物件的特點是複雜的，攝影記者的要求也不是一律的，拍攝時機的選擇也會有很大的出入。不可絕對地認為這才是最好的，別的都要不得。把事情看得很絕對，有使攝影鏡頭公式化的危險。可是，就一定的物件和一定的拍攝意圖而論，必須抓住最有表現力的瞬間，力求不致喪失最有表現力的時機。
美學家對攝影的體悟獨到而又深刻。他像一個老道的攝影家那樣陳述說：“時機的選擇是微妙的，也是不易掌握的。早一點晚一點都將影響到照片的質量，這就值得我們平日細細琢磨。”不僅如此，他還有一般攝影家難以企及的認知深度：
攝影家的知識愈豐富，愈能認識照相機的特長和侷限性，愈有可能發揮選擇畫面的能動性，也愈有可能避免重複別人選擇過的畫面。
在當年的新聞攝影領域，王朝聞這個外來和尚唸的真經，究竟能有多少人能夠心領神會呢？答案無從知曉，但肯定不會太多。於是這樣的局面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他聲音一經發出，便很快淹沒在粗暴而又不容置疑的政治口號與瑣碎庸常的業務枝節爭辯之中了。
這一時期，新聞攝影界也開始主動邀請高校、藝術界人士座談新聞攝影的有關問題。1959年初，新華社新聞攝影部就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中國文學教研室主任何洛就“目前整個文藝界都在討論的重要問題——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進行座談。這一年的6月份，攝影部還邀請了畫家蔣兆和專門談談“攝影的民族形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