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部分在座首都攝影家在使用器材問題上的困惑，佈列松回應道：
攝影作品是一個人的頭腦、眼睛、心三樣東西結合的產品。這三樣東西表示出攝影者的思想和他個人的情感。照相機只是一個工具而已，就如同用鋼筆來表達思想一樣，重要的在於如何表達，而不在於鋼筆本身。
如何拍照呢？
佈列松說：
照相機不應當放在三腳架上，攝影者腳底下也不應裝上輪子（即坐著車子），他應當不停地到處走動，動作要敏捷快速。
從形式上看，畫家可以想象他的構圖，但攝影者只能拍攝現有的東西。實際上，現實的東西有時候已經為你構成很好的畫面，要求你去拍攝。所以，時間和空間是攝影者在拍攝時兩個重要因素。
佈列松介紹自己的攝影經驗時說：“我在現場經常移動著，選取我認為好的角度來拍攝；我在被拍攝者中，不讓他們注意我。”
“至於安排光線，那是純技術的事。攝影時，應當取決於拍攝角度。”
佈列松還應提問者要求介紹自己使用相機的情況：
我使用小型相機而不使用大型的，這正如打獵的人不會抬著大炮去打獵的道理一樣。我也不喜歡方形照相機，因為方形構圖和真實生活不相符合。我認為好的照片絕不去剪裁，同時依靠暗房技巧不能使一張不好的照片變好。
“壞肉做不出好菜來。”佈列松補充道。
佈列松難題（1）
佈列松離開中國的時間是這一年的10月4日。就在這一天，佈列松給中國攝影學會題詞留念：
我很高興見到中國的攝影家們，和他們熟悉起來，並和他們暢談我們共同的職業。儘管我們所處的世界不同，我們的職業是要按照我們各個人的感覺直接地而且自然地表達一切生活。
我們有一個重大的責任，因為我們把親眼見到的歷史記錄傳達給在各國的百萬人民。
這兩句頗似外交辭令的“題詞”間，佈列松沒有對中國攝影家的工作狀況作出直接評價。但第二句，似乎別具深義，另有所指。佈列松所言“重大的責任”、“歷史”是何含義？對他在華接觸攝影家們的行為及作品是否隱含著否定的意味呢？
佈列松此次來華，正值中國大陸“大躍進”運動如火如荼，攝影人也處在亢奮之中。農業“大躍進”出現了諸如水稻上站人越來越多的照片。工業題材報道中熱情讚美高爐，各種型別的擺佈之風盛行。縱是日常生活照片，虛假擺佈之風也大行其道。佈列松這位被當作“屬於世界上最著名的新聞攝影記者之列”，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就以“決定性瞬間”——揭示事物本質的一剎那——的美學理論，以及對“安排的”照片和擺佈的環境的厭惡的人，面對這些擁有“共同的職業”的中國攝影家們及作品時，作何感想？
來到中國大陸，佈列松將會拍出什麼樣的照片呢？他也同樣欣喜、激動嗎？
可是，當佈列松以他在我國拍攝的照片，對我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作了可鄙的歪曲之後，他的面貌就明擺在大家面前。
1959年5月19日，中國攝影家創作輔導部召開“小型學術討論會”，主題是“研究法國攝影家亨利？卡？佈列松的‘現實主義’的攝影創作手法”。出席會議的有在京的中國攝影學會領導及學會各部門負責同志，各個攝影刊物的編輯及研究攝影理論工作的同志共十餘人。而一年前，正是在座的一些人參加了歡迎法國來客的宴會。
這次會議主要圍繞1958年佈列松來我國第二次拍攝展開討論。
這次會議的記錄顯示：大家看了佈列松去年來我國拍攝的照片都感到很不滿，許多同志認為他抓取的只是生活中個別的偶然現象，因此，他不能正確地反映我國人民生活的本質。他在美國《生活》、《皇后》雜誌上新發表的有關我國的照片，實際上是否定我國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在客觀上為美帝國主義的反華宣傳服務。
接著，大家進一步對佈列松的創作方法和他的立場觀點進行了解剖。有的人認為，他的創作方法是用新聞報道的形式，面向生活，突破了西方國家攝影沙龍派的圈子，這是他較沙龍派進步的一面。但是，攝影創作道路同樣是沒有中間路線的，佈列松雖然標榜著現實主義和所謂深入生活，實際上是不深入生活，不能真實地反映事物的本質，就必然只抓取生活的表面的一些偶然現象歪曲生活，更易欺騙不明真相的人們，這是他較沙龍派更壞的一面。
不少人認為，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