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馬馬虎虎拍了兩張。
那天，艾丁的興致被自己失敗的拍攝行為敗壞了。促成他講述這些故事的原因，除了對討論問題有益外，與他的那些“難堪又滑稽可笑”的記憶，及其對待別人同樣行為的態度也一定關係極大。
另一件事情是這樣的：
我同烏蘭陶格牧業社主任朋斯格去牧場上檢查過冬準備的情況。他們本來是在屋子裡談話的，我為了拍照在構圖上顯示出社主任是來這兒檢查工作，便要他和被檢查的人在羊草堆前，或在羊群前談話，他們這樣做了兩三次，完全是為了我拍照。在我拍照的時候，我要他們談話，他們便嘰裡咕嚕地說了起來，他們說的是蒙古話，我也不知說些什麼，也許當時他們談的根本是與檢查過冬無關的事情。
這一次，他似乎多少有些心安理得。
不過，這樣一位敢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相結合的記者最後還是得出了自己的結論：
像我所說的和我個人所做的那種組織加工，恐怕在攝影記者採訪中不是個別的。我認為應該好好討論“組織加工”問題，否則，攝影報道中的“客裡空”是無法消滅的。
艾丁的看法得到很多人的贊同。但，討論中出現了對這類問題完全相反的認識。這一年中，圍繞“組織加工”與“擺佈”的問題還有更為複雜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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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擺平
這一年的6月25日，一位叫張文碩的同事卻並沒有覺得陸軻昆獨侖河大橋照片的拍攝過程有什麼“難堪”與“滑稽”。他對這張照片做了頗有詩意的解讀，在他看來，這張照片完全達到了艾丁聲言的“原有的那些宣傳目的”：
陸軻同志拍攝的“包蘭鐵路北段昆獨侖河大橋架樑完畢”，是一張吸引人的好照片。它完美地反映了昆獨侖河大橋橋樑架設中的真實面貌。人們從照片上可以看到，在內蒙古遼闊的大草原上，天空是白雲片片，地上是無數的羊群，巨大的起重機正在安裝鋼筋混凝土橋樑。這張照片構圖比較完整，層次比較多，色調比較明朗，表現了草原上的景色，有牧區特點，也顯示了我國鐵路建設的規模。
作為內蒙古分社的記者，艾丁在總社的業務研討中把分社同事的“醜事”捅出去，在自己身邊會有什麼反響呢？分社的領導是如何應對這一自己單位內部“抖摟”出來的問題呢？顯然，對總社，分社的領導要規避自己的責任，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使自己管轄區域內出的問題成為外界議論的焦點；對內，面對下屬，又面臨著把事情“擺平”的局面，他們站在哪一方呢？
這年年底，分社的工作總結中出現了一段有趣的話：
記者的思想情緒是穩定的，工作也是刻苦努力的。特別是陸軻同志到東部的烏啟羅夫報道了鄂溫克人，跟森林調查隊到人煙稀少的森林裡去進行調查，生活比較艱苦，並且圓滿完成了任務。
對陸軻的“特別”表彰，是否意味著對艾丁“揭短”行為的否定呢？如果艾丁的行為得到了總社某些領導的肯定與支援，分社對其行為進行否定顯然是不明智的。況且，這股風到底會刮幾時，刮向何方呢？此時，分社領導沒有把自己吊在一棵樹上，他們為自己的進退都留了路。在這篇總結提到的“工作中的問題有以下幾個”之第五條，也就是最後一條，提出了“應該引起重視和注意”的問題：
記者過多地強調了內蒙古的地區特點和民族特點，使人們對內蒙古地區產生了一些誤解，甚至不真實的感覺。譬如，報道的賽漠塔拉車站附近的羊群和河套澆地的一些場面，都是讓羊來襯托畫面的。
整個總結中，沒有提到艾丁的名字，但涉及到了陸軻，從字面上看，對陸是表揚的。不過，瞭解背景的同事們必然知道陸也有“應該引起重視和注意”的問題。分社在總社面前保護了可能受到艾丁那篇文章“傷害”的下級，又不動聲色地指出了陸軻的問題。沒有提及艾丁顯然是出於淡化問題的考慮。這篇總結顯示了這家分社新聞官員的應對智慧。
可內蒙古分社另一位同事袁汝遜，卻在1957年到來後的第11天，以個人的名義對“艾丁同志所揭露的事實”，表達了“不同的見解和認識”。這些不同的見解和認識，無意間透露了當年部分新聞從業人員對“文字”與“攝影”在“組織加工”與“擺佈”問題上的不同理解，或者，推而廣之，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這兩個同一戰壕不同群體的“門戶之見”：
艾丁同志對攝影是有興趣的，但是畢竟不是專業，因此選擇這樣兩個人的事例來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