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透過外交途徑為華僑盡力提供救助。
海軍部的婉拒，絕非推託搪塞，此時國內的確是多事之秋。
這年7月，孫文在廣東聯合西南軍閥等，發動第一次“護法戰爭”。海軍總長程璧光率領北洋第一艦隊，投奔了南方陣營，這導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軍力量大為削弱。俄國內戰導致華僑告急之時，祖國的內戰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種勢力在動聽的口號下互不相讓，紛紛指責對方“假共和”，宣稱自己才是“新共和”。遙遠的西伯利亞的華僑命運，也就只能留給當家當得焦頭爛額的北洋政府去操心了。
對於海軍部的婉拒，外交部卻並不氣餒，當天再度發函，要求海軍部以華僑為重、以大局為重。海軍部一時處在兩難的境地，直到半個月後的聖誕節當天，才答覆：依然是無艦可調。
更多的呼籲信湧向了北京。海參崴中華總商會、伯力中華商會等華僑社團相繼到中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館請願，1918年1月8日，陸是元總領事再次致電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斷調集軍艦護僑，“以慰華僑之恐慌”，“以壯華僑之膽”，並“派得力陸軍駐紮東寧、虎林、圖們江、綏芬河四處”，確保撤僑通道的暢通。
1月19日，外交部將海參崴總領事館的電報提交國務會議審議。依然被南方動亂攪得一團混亂的中央政府，同意了護僑之事。國務會議決定，由陸軍部會同奉天、吉林兩省，抽調陸軍進駐圖們江，保邊護僑。2月16日，國務會議又決定，由吉林督軍調兵綏遠，保護伯力華僑。但考慮到出兵入俄將引發複雜的國際問題，軍隊不得越境行動，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僑通道的安全與暢通。
控制東北的張作霖等奉系軍閥，與控制北京的皖系軍閥，並非同志加兄弟，備有備的小九九。但在護僑的問題上，雙方罕見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兩省奉命，立即抽調了大批兵力。張作霖等還在華僑中推廣自我保護辦法：“一、財產造冊送交俄官，以為損失索賠根據。二、緊急時懸掛國旗，標示華僑。三、各商設團自衛。”
但是，這種隔靴搔癢的辦法已經無法應付俄羅斯越來越惡化的局勢。2月份，布林什維克在海參崴暴動，推翻了當地1日政權，卻未能控制局面，海參崴社會秩序徹底崩潰。日本、美國、英國也已經派出軍艦，進行武裝示威。
此時，南方“護法”陣營圍繞著擁護孫文還是擁護約法，發生了分裂。孫文希望借護法戰爭之機會，建立自己的軍隊，要求海軍總長程璧光率艦隊與他協同，攻擊駐守廣州的桂軍。桂軍乃是“護法”同志，如此內訌，遭到程璧光拒絕。孫文遂帶人強行登上同安、豫章兩艘軍艦，並轟擊廣州城。程譬光事後下令撤除了同安、豫章兩艦艦長的職務，但2月26日，他就在光天化日下遇刺而亡。孫文與桂系相互指責對方是幕後的兇手。
護法軍的內訌，令中央政府的壓力大為緩解。2月27日，也就是程璧光被刺殺的次日，中央收到了新任駐海參崴總領事邵恆睿的緊急報告，指出：日、英、美都以“護僑”為名派出軍艦，作為協約國的成員之一，“我國既已實行加入戰團，亦當速派軍艦來崴，相機應變，不但得以保護僑民之生命財產，假令一旦失和，俄國退讓之際，該三國對於俄國亦必有所要求，倘或鹹爭利權，提起分割租界事，該三國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幹載不遇之機會，而我國僑民較諸他國眾多，若無武力以作後盾，未免向隅矣。”
邵恆睿在發給北京的電文中說：“我僑民之眾，關係之巨，處常之難，應變之險，遠非他國之比。果真處於絕交或交戰地位，又或猝值暴變，人有自衛之力，我何所持。人可鼓掉而去，我將焉往。前慮運糧為梗，我先受餓，茲虞風雲莫測，我先蒙難”。
國務院隨即進行了討論，終於在3月13日決定：派遣一艘軍艦前赴海參崴護僑，由海軍部負責落實。海軍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號巡洋艦擔負這開天闢地的出國護僑任務。
“海容”號巡洋艦，是當時中國海軍的主力軍艦。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向德國伏爾鏘造船廠訂造了3艘軍艦，排水量2950噸，分別命名為“海容”、“海籌”、“海琛”，軍史上統稱為“海容級巡洋艦”。3艦在1937年抗日戰爭中，均悲壯自沉於江陰附近的長江航道，以堵塞日本海軍的進攻之路。
中國派遣軍艦赴俄護僑，激怒了日本。此時的日本，正致力於建立中日的共同防衛體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滿地區”的特權。中國的單獨行動，大大打亂了日本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