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有借鑑意義的：北洋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社會氛圍自由寬鬆，沒有官方的意識形態，觀念上百花齊放，有學術自由，是知識分子和教育的黃金時代。
而在外交之上，透過對清末1日的外交機構的改造，破1日立新，完成了外交機構的現代化，使得一批專業化、技術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臺。他們透過各種形式到國外接受專門教育，是中國最早開眼看世界的群體。由於軍閥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黨派利益的牽制，能夠從現實的國家利益出發，比起其他部門更能獨立決策且具延續性。
但由於長期的革命外交灌輸，在列強檔案中形容為狡猾、優秀、難纏的北洋外交官，在我們口口相傳之中卻成了‘買辦7、’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筆勾銷！”
常言意越說越是激動，在那略略喘息一會：
“外交的基礎是國家實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國主義外交**，弱肉強食被視為天經地義，中國賴列強均勢，免於瓜分已屬萬幸；加以列強在華條約利益一致，中外實力差距太大。在這種情況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頹勢是不可能的，只能尋求區域性的突破，力求不喪失新的權利，或將已失權利加以嚴格限制。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相當不簡單，在內亂不斷的情況下，居然將清朝遺留下來的版圖，大致維持完整，是不可忽視的成就。
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交涉的失敗，是因為當時日美之爭，美國以犧牲中國為代價，對日本做的讓步。中國最終沒有在對德合約上簽字，第一次對列強說’不’，而且日本最終也沒有獲得山東的統治權。除此之外，中國在巴黎和會上還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
中國簽署了對奧合約、對匈牙利合約、對保加利亞和約，第一次以戰勝國姿態出現於國際社會。顧維鈞代表中國還簽署了國際航空專約，使中國與其他國傢俱有同樣的領空權。加入國聯是中國加入形成中的國際社會的開端。
入選國聯行政院意味著中國具有處理世界問題的資格，王寵惠還威為入選國際法院法官的第一個中國人。”
高飛聽著頻頻點頭，又繼續聽常言意說了下去：
“後來北洋政府雖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國承認的中央政府，在國際上代表中國。1919年以後，其‘修約’朝有約國、戰敗國及無約國三個方向發展。對有約國，在巴黎和會上要求捨棄勢力範圍等七項特權，雖大會未予受理，但已係中國首次明確表達對條約束縛的不滿；對戰敗國，要求廢除舊約重訂平等新約，得到允准。1921年5月簽訂的《中德協約》是第一個明文規範無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備款的平等新約，也得到了獨一無二的戰爭賠款；對無約國，1919年春北洋政府頒令，與無約國談判時堅持平等互惠不再給予特權，即使談判不成，也不願遷就。
12月，北京政府與玻利維亞訂約建交，開創完全平等互惠條約之先例。
1926年初，北洋政府決定改採‘到期修約’方針，陸續與條約期滿國家個別談判改約。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時要求《中比條約》期滿修約，由於比國不願接受中方條件，北京政府乃毅然於11月6日宣佈廢止《中比條約》，是為中國外交史破天荒之壯舉。不久，比利時宣佈歸還天津租界，其後雙方達成新約。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佈廢止《中西條約》，由’到期修約’發展到‘到期修改、期滿作廢’。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條約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別交涉修約，但未有成果。
北洋政府在傾覆之前，與波蘭、希臘簽訂平等條約，是為北洋修約的最後成績。”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高飛一邊沉吟著，一邊連聲說道。
“而我認為這些皆可不管，但我北洋政府由西伯利亞護僑之壯舉，焉可埋沒於史冊之中？”常言意慷慨地說道。
“護僑？”高飛一怔。
“不錯，護僑。”常言意緩緩的把這段罕為人知的歷史說了出來。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給中國帶來嶄新的主義之前，先帶來了一個嚴峻的現實挑戰：100多萬滯留在俄羅斯境內的華僑，面對混亂而血腥的俄羅斯內戰，其生命和財產都遭到空前威脅。
告急文電雪片般地從海參崴飛往北京：
同胞正在捱餓，一些華僑的日均糧食只有4兩……．同胞正被劫掠，無論“紅”“白”，只要是扛著槍的老毛子，都把華僑當做予取予奪的金庫……，同胞正被屠殺，俄羅斯相互對立的武裝派